作者：苗蠻子
受賄2400萬的前濟南市委書記王敏被官方樹為“兩面人”典型，引發人們對貪官“兩面人生”的熱議。
“兩面人”現象自古有之，且代不乏人。如，唐代李林甫口蜜腹劍，妒賢嫉能;明代嚴嵩結黨營私，竊權罔利;清代和珅溜須拍馬，貪得無厭。這些史書上留名的“兩面人”，雖官居高位、權傾一時，然而巧言令色、道貌岸然之下，幹的卻是貪贓枉法、禍國殃民的勾當。
兩面型官員，往往有著慷慨激昂的反腐言論。而這，已然成了時下輿論場的一種常態現象：幾乎每一次高級別的貪官落馬，除去職位高、涉案金額巨大成為談資外，這些貪官落馬前被媒體熱捧的“反腐語錄”，也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特別是一些“明星官員”、“爭議官員”的落馬，輿論就像打了雞血似的興奮，種種官員反腐言論的“盤點”應聲而出。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反映了媒體的“扒糞精神”。
比如被坊間戲稱為“六百帝”的前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一落馬，北京一家頗有影響力的都市報，就將萬的反腐言論作為“新聞亮點”，放到了標題上：“萬慶良被查前1天仍正常工作，多次發表反腐言論”。不少媒體和網友隨後跟進，有關萬慶良的“反腐語錄”一時滿天飛。
當然，在一些媒體看來，貪官反腐言論，不僅僅是“新聞亮點”，還是“獨家新聞”。比如有“能吏”之稱的仇和落馬，某門戶網站就即時整出了一條“獨家新聞”：“雲南落馬副書記仇和語錄”，除了在標題前特別注明“獨家”字樣外，還被放置首頁重要位置，頗能吸引眼球。
如果說，萬慶良、仇和之流，算得上“明星官員”，或許還有點眼球效應，那么一些遜色很多的高級別貪官，其反腐言論同樣受到媒體關注。比如剛剛落馬的廣東省紀委副書記鍾世堅，一些媒體照例翻出了他的豪言壯語，“我們紀檢監察幹部在監督別人的同時，必須把自己擺在受監督的位置上”。
一定程度上，輿論盤點貪官反腐言論，算是民意的一種另類表達，具有揶揄、戲謔以及祛魅的功能。比如“我最大的缺點就是廉潔”(徐才厚)、“絕不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親友、為他人牟取私利，絕不追求特權、追求享受”(萬慶良)等等，現在看起來，都讓人覺得荒誕無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笑話。
每一個貪官，特別是“老虎”級別的貪官落馬，人們更多關注的，顯然是貪官落馬的原因及其對當地官場和社會的影響，而不在於那些慷慨激昂卻輕飄飄的反腐語錄。中國早有“聽其言，觀其行”的古訓，官員台上那些廉政“鬼話”“畫皮”，自然忽悠不了老百姓。如今媒體熱衷盤點貪官反腐語錄，除了浪費版面，讀者也就只有“呵呵”了。
媒體熱捧貪官反腐言論，或許受官方信息闕如所限，故而不得不扒故紙堆、炒剩飯。但這種庸俗取巧、蜻蜓點水式的“盤點”一旦泛濫，成為媒體反腐報道的程序化動作，則不僅會影響媒體公信力，還會消解反腐的嚴肅性，遮蔽腐敗真問題，影響公眾的價值判斷，無助於社會理性的建構。比如民眾會覺得，貪官都是不可救藥的人格分裂者和精神病患者，這就有可能為一些所謂“抑鬱症自殺”型官員起到張目的作用。
其實，官員的反腐言論，大多由他人炮制而成，比如秘書或其他部門如政研室等等。因此，與其說官員“說”“發表”反腐言論，不如說是“念稿”——在這裏，官員所扮演的不過是一個複讀機的角色。遺憾的是，這一點在媒體的報道中，似乎被有意無意忽略掉了。
何況，輿論在對待貪官反腐言論上，本就存在一個認知(或宣傳)盲點。比如不少人將官員發表反腐言論與廉潔反腐混為一談。其實，這兩者並無必然關系。官員的反腐言論，表現更多的是一種職務行為。這就意味著，反腐言論一般不代表官員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職務意見”。顯然，這些反腐言論由誰來說都一樣，都顯得十分地“政治正確”，與官員是清官還是貪官沒有必然聯系。
對於那些將權錢色當做人生信仰的官員來說，台上信誓旦旦反腐敗，台下肆無忌憚搞腐敗，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這種“兩面人生”，或許會身心俱累，但一般還不至於人格分裂、精神失常。事實上，連動物都有兩面性，比如狡兔三窟、豺狐之心，何況乎人。而在遠為複雜的政治生態中，產生政治兩面人，也就更不必奇怪。
就貪官自身而言，成為“兩面人”也是一種趨利避害的本能。台上高調反腐，意在站隊，劃清界限，撇清幹系。比如仇和，在2015年雲南兩會期間，就不無炫耀地告訴在座的代表，他曾拒絕由白培恩介紹過來、欲在昆明搞地產開發的劉漢，稱一切還是要按程序辦，他無能為力，幫不上忙，“反腐好，只要按程序辦，就不會出事，像我，就好好的。”
看起來，仇和是在“按章辦事”，如今看來這其實是一個“煙幕彈”，為的是向社會透露出他的“公正無私”和“安全落地”——通俗些說是給自己“貼金”。而實際上，他早已和浙江商人勾肩搭背、如膠似漆了，這說明他有自己的利益圈，拒絕劉漢，不過是不想“搭線”而已。再如落馬的廣東省紀委副書記鍾世堅，曾在廣東兩會大批萬慶良，稱發現塌方式腐敗。這種表態，則已然是一種事後站隊了。
由此看來，無比正確的反腐言論也好，多面人生也罷，實質都是一種官場生存策略，或者說是一種競爭手段，一種所謂的“權謀之術”。貪官們當然懂得，要想安全“潛伏”，降低被查處的風險，甚至得到提拔，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除了加強貪腐行為的隱蔽性外，還要善於包裝自己，推銷自己。而當權力過度集中、潛規則盛行、監管缺位，而社會監督乏力之時，就為“廉政畫皮”提供了絕佳的舞台，“變臉”術就各顯神通了。
顯然，有效的制度才是最好的“照妖鏡”。雖然媒體並不承載著直接反腐的義務，但這並不意味著反腐報道可以低俗化。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不去監督在位的官員，或深挖落馬官員的腐敗問題，而是熱衷於一些毫無意義的“語錄”和“花邊”，實在是本末倒置。而事實上，即便從傳播效果的角度看，貪官反腐語錄也已經讓觀眾產生審醜疲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