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當下最炙熱的字眼，亞投行當之無愧。無論是西方國家爭相申請加入，還是美國態度的轉變，定位於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為基建投資提供資金支持、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已經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

　　時勢之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10月出訪東南亞時提出籌建亞投行的倡議。中國提議建立亞投行的目的十分簡單，就是通過互聯互通實現合作共贏，即從機制上提供有力保障，為區域國家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實現真正的互利互惠。

　　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大致可以分為兩組：資金提供者和獲得資助者。資金提供者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在首批21個創始成員國中，中國持有亞投行50%的股權，是其最大股東。中國希望通過建立亞投行，加大對有需要的成員國家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力度，擴大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參與度和影響力。獲得資助的國家則期待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發展。

　　據悉，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將在申請截止日3月31日後進行多輪磋商，在今年6月開會商定亞投行章程終稿並簽署。完成各國審批程序後，亞投行計劃在年底之前就能正式成立並投入運行。

　　亞投行的定位是政府間性質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是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台。就出資比例而言，各意向創始成員國將以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經濟權重作為各國股份分配的基礎。在亞投行注冊資本1000億美元中，初步分配是中國出500億，占一半份額，25%給區域內其他成員國，25%給英國等非亞洲成員國。未來隨著參與成員國增多，下一階段中國持股比例還會逐步稀釋降低。

　　國際戰略研究所理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趙昌會坦言，亞投行的基本使命是向亞洲地區的開發項目提供融資，“而這種角色，傳統上是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和美日共同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扮演”。

　　那么為何還會有亞投行的誕生呢?事實上，目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普遍較低，很多國家水、電力、道路等基礎設施嚴重匱乏，並制約其經濟發展。據統計，2010年~2020年，亞洲各國國內基礎設施投資合計約需8萬億美元。長期以來，基礎設施投資匱乏已成為部分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而亞洲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更是受困於投資不足。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紅表示，針對擴大亞洲區域基礎設施融資能力早有各種動議，包括東盟基礎設施債券基金、東盟基礎設施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融資動議、亞太經濟合作基礎設施投資動議等，然而，這些動議都僅僅是紙上談兵。

　　早在2010年，東盟首腦會議通過“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確定了700多項工程和計劃，投資規模約達3800萬美元。但直至今日，需要的資金支持仍沒有到位。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所助理研究員徐剛對國際商報記者表示，從世界角度看，盡管金融危機早已過去，但當前世界經濟複蘇乏力。當前，大多數銀行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的能力非常有限，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融資不僅需要大量資金，而且投資回報不會在短期內實現。亞投行的誕生可謂恰逢其時。

　　徐剛認為，對於苦無經濟增長良方的世界各國來說，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刺激經濟潛力無疑也是更好的政策選擇。亞投行以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為突破口，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動力，未來會有更多的國家踴躍加入。“亞太地區仍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多數國家政治穩定、經濟潛能巨大，基礎設施投資遭遇突發性地緣政經風險沖擊的可能性較小，蘊含巨大投資紅利。”徐剛說。

　　擴大話語權

　　正如一位不願具名的韓國企劃財政部官員所說的那樣，“加入亞投行僅僅是個開始，真正的挑戰在於韓國如何在即將到來的決定各自地位的投票權重的爭奪戰中獲取一席之地”。

　　亞投行不僅體現了加入國的博弈，同時也是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的博弈。目前，全球金融機構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導。在過去幾十年間，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總規模與發達市場差距不斷縮小，經濟增長也高於全球平均增長速度，其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上升。

　　然而，在現有的多邊體制中，中國的話語權有限。以亞洲開發銀行為例，在其67個成員國中有48個來自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而日本和美國目前是最大的股東，分別持股15.7%和15.6%，中國持股僅為5.5%。“亞投行對於中國在亞洲事務中話語權的提升有著積極影響。”徐剛指出，經濟發展是亞洲各國的第一要務，各國都有龐大基礎設施融資需求無法滿足，特別是在今年年中預計美聯儲加息的背景下，多國或會出現資本外流傾向，亞投行的成立無疑又為其加了一道防火牆。

　　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一樣，成立亞投行反映了新興市場國家要求增強話語權、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結構的訴求。

　　此外，徐剛認為，“一帶一路”的展開和亞投行的運行在實現區域互聯互通的同時，必將使亞洲各國經濟與中國經濟更緊密地聯系起來，擴大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及規則引領和制定能力。而經濟依賴的加強可以為中國外交和國際領導力提供更多的籌碼和底氣。

　　徐剛認為，“一帶一路”規劃的出台和亞投行、絲路基金的成立意味著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30多年後，已具備足夠的籌碼和影響力，可以通過加強對外資本輸出和產業轉移來緩解向經濟新常態的痛苦轉型。“從中國角度看，這也是新一屆政府推進當前國際經濟秩序變革的大膽嘗試。亞投行的成立是灌注了中國足夠的經濟、政治和外交資源，不會淺嘗輒止，遇難而返。”徐剛說。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前院長霍建國則認為，更多西方國家加入亞投行能夠為亞投行提供更多“技術股”，即在資金管理和制度方面提供經驗。發達國家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基礎和全球視野，在亞投行的建設中，如果有了這些，就能夠更好地利用自己，避免資源多而雜亂。同時，這也為今後被指責為“一家之言”的可能性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