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國家增速放慢的情況下，美國經濟複蘇的步子相應顯得比較大。2014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4%，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5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達到3.6%，高於全球經濟的增長率。

　　這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的大規模救助與美聯儲率先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實現了“私人債務國家化”，有效地降低了私人部門的杠杆率。在2007年至2014年間美國債務比率(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上升了13個百分點，其中政府債務比率上升了35個百分點，而公司債務比率、家庭債務比率與金融部門債務比率均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同期全球債務比率則提高了17個百分點。美國的“去杠杆化”業績優於大多數經濟體，可以說美國針對自身的結構調整走在了其他國家前頭。其次，頁岩氣革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一個“意外紅利”。圍繞頁岩氣開發與能源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成為美國經濟複蘇的重要引擎。這一點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再次，奧巴馬政府所致力推動的“再工業化”與“制造業回歸”政策已經取得初步成效，進而成為經濟複蘇的一個新動力。

　　然而，美國經濟複蘇的“一枝獨秀”並沒有帶動全球經濟強勁複蘇。這一方面源於全球經濟的運行模式正在發生變化，如全球貿易增長難以充當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更重要的是，危機之後各國結構調整的步伐出現了差異。

　　全球經濟整體複蘇緩慢反過來還有可能阻礙美國經濟複蘇的進程。其一，受複蘇乏力的制約，全球石油價格大幅下跌有可能危及美國對頁岩氣產業的投資。和危機前不同，美國已經成為世界能源生產大國。油價下跌對美國經濟正在產生雙刃劍效應——在刺激消費的同時抑制投資。其二，外部世界需求不振與美元彙率走強正在削弱美國的出口動力。2014年美元的實際彙率大幅升值，其結果是，扣除石油項目之外，美國的經常項目賬戶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了3%，逼近金融危機前4%的高點。其三，受投資與出口乏力的制約，同時也得益於家庭杠杆率下降、油價下跌與低利率的驅動，美國有重新走負債消費發展模式的風險。以2014年第四季度為例，經濟增長率為2.6%，其中個人消費支出的貢獻度達到了2.9個百分點，創下了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紀錄。

　　全球經濟增長的兩極分化給全球可持續的複蘇帶來兩大風險：一是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更加困難。在美聯儲面臨加息壓力之際，日本央行、歐洲央行繼續選擇量化寬松政策，眾多新興市場國家也被迫執行寬松貨幣政策。二是在全球杠杆率持續攀升的背景下，各國因擔憂通貨緊縮和經濟增長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可能會推遲這些國家的改革與結構調整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