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王恩茂在新疆和田
原標題：王恩茂30年治疆經驗
文/鳳凰網主筆：陳芳
2014年10月14日，王恩茂長子王北來在家中接受鳳凰網獨家專訪。曾于6歲跟隨父親進疆、在新疆生活多年的王北來，對新疆的今天依然飽含關注，為新疆接連發生的暴恐事件感到揪心。然新疆所面臨的壓力并非今日才有，癥結在哪里？出路何在？王北來希望通過追憶其父王恩茂30多年的治疆經驗，提供些許思考，“解決問題最好的捷徑就是從歷史和前人的經驗中去尋找”。
臨危受命 重返新疆
1981年10月24日，離開12年后，68歲的王恩茂重返新疆，臨行前他激動得一夜無眠。1949年底，時任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第二軍政委的王恩茂，率部進駐南疆，先后任喀什軍區政委、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兼黨委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等職，直到1969年文革期間被迫離開新疆，整整20載。此前，王恩茂未曾想過離開新疆。
然此時的新疆，局勢頗為緊張。數千名上海知青要求返滬的請愿在繼續，并于1980年1月、11月兩次聚集阿克蘇。與此同時，民族分裂勢力也在南疆制造多起動亂事件，先后發生了1980年阿克蘇“4?9”嚴重打砸騷亂事件、1981年葉城“1?13”騷亂事件、1981年伽師“5?27”反革命武裝叛亂事件。
1980年7月至1981年10月，一年多的時間，中央書記處先后五次召開新疆工作會議，王震抱病四次赴新疆考察，鄧小平也于1981年8月中旬赴新疆“休假”10天。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央宣布了調王恩茂任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決定。臨行前，鄧小平向王恩茂說了中央的考慮，“你對新疆情況比較了解，對干部比較熟悉，新疆的同志歡迎你回新疆工作，中央經過反復考慮才決定你回新疆工作”。
“中央決定我回新疆工作，我愿意回來，高興回來，我熱愛新疆各族人民，愿意為新疆各族人民服務終身”，10月27日，王恩茂在自治區干部大會上動情地講了自己重返新疆的心情，他說自己雖離開新疆十多年，但在思想上一時一刻也沒有離開新疆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
新疆主要危險來自民族分裂主義
就在王恩茂上任的第六天，喀什發生了“10?30”事件。據1981年喀什地區大事記記載：10月30日，喀什地區土產公司知青門市部葉欣等人與喀什市紅旗公社二大隊三小隊社員阿不都克里木?卡德爾等人因挖污水溝引起糾紛，葉欣用獵槍打死阿不都克里木?卡德爾。少數壞人利用這一刑事案件，煽動不明真相的人抬尸游行，聚眾鬧事，以致發展成大規模的打、砸、搶騷亂。鬧事者先后沖擊市公安局、天南飯店、師范學校等6個單位，攔、砸汽車，毀壞機關、學校、公共設施。打死無辜群眾2名，重傷59名，輕傷570多名。釀成“10?30”流血事件。
“屁股還沒坐熱，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王北來向鳳凰網披露了父親處理此事的經過，當時中央向新疆下放了開槍的權力，只要把事情平息下去。王恩茂認為這一事件發生之初是刑事案件，本身屬人民內部矛盾；但事情發生后，挑起這么大的動亂，產生這么大的影響，背后有民族分裂主義的煽動。王恩茂的解決辦法是兩條：第一，派少數民族干部去解釋做工作，消除民眾疑惑；第二，對背后的挑唆者堅決清理鎮壓。王恩茂的話傳到喀什，聚集在艾提尕爾廣場上鬧事的人散去了。
事實上，新疆穩定形勢在不斷發生變化。上世紀80年代發生的動亂事件多定性為不明真相的群眾被極少數分裂勢力煽動蠱惑。到了90年代，新疆暴恐案件開始演變為有組織、有預謀、有明確政治目的的暴力行為，顯然已不是人民內部矛盾。
1988年5月，在全國政協任職的王恩茂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國內外的民族分裂主義”這一論斷，晚年一直堅持此論斷，直到1996年最后一次公開講話仍在強調這一點。王恩茂進一步指出民族分裂主義有兩個反動綱領：一是鼓吹新疆獨立，把新疆從祖國分裂出去；二是鼓吹民族仇恨、民族對立，反對別的民族，特別是仇漢反漢。
王恩茂意識到新疆統一和分裂的斗爭是長期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反對民族分裂主義是關系新疆全局的頭等重要戰略。“但當時自治區領導層在這一認識上并沒有形成統一意見”，王北來對鳳凰網說，“有些干部不愿意提反對民族分裂主義，認為這個標簽一旦貼出來，對少數民族是一種傷害”。
1990年2月，王恩茂在自治區委員會第七次常委會上對此予以說明：“說反對民族分裂主義是打擊少數民族，完全是別有用心，挑撥民族關系。說這話的人只能說明他是民族分裂主義者，或者是同情民族分裂主義者。不能因為受到這種別有用心言論的影響，就不敢講反對民族分裂主義，不敢同民族分裂主義作斗爭，讓民族分裂主義猖狂地活動。那必將會犯歷史性的不可彌補的錯誤”。王恩茂也指出那些將民族分裂主義者等同于某一個民族的人，是非常狹隘的。
王恩茂還特別強調要加強思想戰線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反分裂工作，絕不能讓民族分裂主義、地方民族主義者混進這一陣地。他指出文宣部門一方面要宣傳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觀；另一方面要批判新疆就是“東土耳其斯坦”的錯誤觀點，絕不允許反動的獨立的思想任意泛濫。王北來告訴鳳凰網，父親在反對民族分裂主義問題上，有很強的底線思維，“所有在這條線上含糊不清、軟弱、動搖的人都不能到重要崗位上，這是選拔新疆干部最重要的一條標準”。
1990年的這次講話中，王恩茂還指出“今后我們必須估計到新疆不僅有可能發生像過去那樣的事件，而且有可能發生更大的事件”。
王北來認為，正是當時一些人在反對民族分裂主義問題上的模糊立場，導致民族分裂主義抬頭。2個月后，巴仁鄉暴亂發生，直到此時，領導層才最終在反對民族分裂主義問題上形成統一認識。1996年，中央7號文件明確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
在王北來看來，父親當時處理動亂問題的兩條原則，以及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民族分裂主義’這一論斷，即使在今天也并不過時。
堅持信教自由也要保護不信教的自由
習近平4月底在新疆考察期間，明確指出“暴力恐怖活動根子是民族分裂主義，思想基礎是宗教極端”。而近兩年新疆警方通報的歷次暴恐案，都可看到暴恐分子“受宗教極端影響”的字眼，宗教極端主義成為新疆暴恐頻發的重要根源。
然而新疆宗教極端主義的興起，有著很深的歷史原因。翻閱《王恩茂文集》發現，早在上世紀50年代，王恩茂就曾指出“宗教界還可能有某些人發生違法活動，還有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進行反革命活動”，“必須注意將違法和非法宗教活動區分，注意將披著宗教外衣進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和盲目跟隨反革命分子的信眾注意區分開來。前者堅決打擊，后者堅持團結教育的方針”。
1988年5月14日，在自治區常委會上，王恩茂作了《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發言。在談到加強宗教工作時，他指出：禮拜寺恢復和新建的數量已經超過文革前的數量，應當適當控制；應該多修學校；培養愛國的、維護民族團結、擁護社會主義的宗教人士；要嚴格控制派往外國經文學校學習經文的人員；朝覲人員，一定要嚴格按國家規定派出。
王恩茂還指出，“我們在堅持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宣傳和保護了信教自由，這是正確的；但是宣傳和保護不信教也有自由做得差一些，今后這方面要加強”。
1990年，在自治區委員會第七次常委會發言時，王恩茂再次強調，“堅持和貫徹黨和國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有自由，不信教也有自由，不能只講信教有自由，不講不信教也有自由，不能強迫不信教，也不能強迫信教”；“宗教活動一定要在憲法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絕不允許有非法的宗教活動。要嚴格劃清宗教合法活動和非法活動的界限，合法活動和利用宗教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界限”；“農村工作必須由黨領導，不能由宗教領導。宗教不得干預行政、教育、婚姻等。要加強農村黨員共產主義教育，堅持黨員不信教的原則”。
據王北來回憶，當時新疆對清真寺的規模數量有明確規定，多少人口、多遠距離來建，建多大規模，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清真寺不管理好，被一些人用來從事非法宗教活動，我們能爭取團結到的那部分少數民族恐怕都沒有信心了”，王北來說。
加強民族團結關鍵在各級黨委的團結
今年4月，習近平考察新疆時還指出新疆最大的群眾工作之一就是民族團結。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再次強調“做好民族工作關鍵在黨、關鍵在人”、“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條是黨的領導是不是堅強有力”。
確保新疆穩定，民族團結是關鍵，而要民族團結好，重要的是黨的領導好，黨的領導好關鍵是領導班子好。這是王恩茂當時做民族團結工作的思路，并率先在新疆開展了“民族團結教育月”活動。
王恩茂多次強調，要加強各民族團結，首先要加強自治區黨委的團結和各級黨委的團結，新疆地區黨的團結是民族團結的關鍵，只要有了黨的團結，就能保證民族的團結。他直指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是造成某些地區或部門黨內不團結或團結得不夠鞏固的原因。
1981年，重返新疆前一天，鄧小平對王恩茂作出工作指示，其中一條是“在新疆，大漢族主義要不得，地方民族主義也要不得。兩個都要不得，這樣講就對了”。
針對當時一些漢族干部想回內地的現象，王恩茂強調，堅持貫徹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要確立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充分發揮少數民族干部的領導作用，但不是排擠漢族干部，也不能排擠漢族干部。他也呼吁漢族干部要做好長期扎根新疆、為新疆服務到底的思想準備。
1990年5月，巴仁鄉暴亂后，在自治區政協六屆十次常委擴大會上，王恩茂發表講話再次強調，“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孤立自己是不能發展的”，“民族分裂主義把漢族不看作是新疆人，這是很反動、很荒謬的。新疆自古以來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時漢族自古以來也就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部分，新疆自古以來是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族人民的新疆”，“一個民族如果反對別的民族，這個民族不僅沒有希望，沒有發展前途，而且將會毀滅自己。所以，必須同煽動民族仇恨、民族對立，仇漢、反漢的民族分裂主義做斗爭”。
然而老一輩人努力構建的民族團結，在七五事件之后遭遇了考驗。七五之后，走在烏魯木齊大街上，王北來能明顯感覺到有了不一樣的感覺。曾經的維吾爾族朋友，也因在七五事件中立場的不同，彼此拍桌子，不再來往。對民族關系上出現的這種倒退，王北來感到痛心，“民族團結就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進的是一點一滴，要花很大心血，退的時候則很快”。
兵團是穩定新疆的核心
作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首任政委兼黨委書記的王恩茂，對兵團始終懷有深厚的感情。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于1954年，是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個生產建設兵團，也是唯一一個被撤銷又被恢復、保留至今的兵團。新疆解放后，兵團在維護社會安定和民族團結、維護祖國領土完整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革期間，兵團生產遭受嚴重破壞。1975年3月25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同全國其他兵團一樣被撤銷。隨著上世紀80年代新疆局勢趨于緊張，關于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呼聲再起。重返新疆前，鄧小平對王恩茂的工作指示還有一條，“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穩定新疆的核心，要恢復”。
王恩茂重返新疆后不久，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
王恩茂始終強調兵團要發揮“促進社會進步的建設大軍、確保社會穩定的中流砥柱、維護祖國統一的銅墻鐵壁”這三大作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同時強調兵團要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各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在全疆起模范帶頭作用。
王北來向鳳凰網透露，父親曾經講過，新疆的問題要想解決好，有兩個條件：一是我們的力量要足夠強大，二是政策一定要正確。“如果只是政策正確，我們的力量不夠強大，政策貫徹不下去；如果光有力量，沒有好的政策，結果是壓而不服，老百姓總是講理的，政策好不好，他們心里有桿秤”。
王恩茂所言“我們的力量”具體有哪些？王北來告訴鳳凰網，“我們的力量”是針對民族分裂主義而言，包含四部分：維護新疆穩定的力量，即解放軍、武警和民警的力量；兵團的力量；漢族的力量，尤其是那些高素質的；少數民族的力量，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廣大少數民族干部和民眾。“有這些力量，再加上好的政策，沒有治理不好新疆一說”，王北來對鳳凰網說。
1990年巴仁鄉暴亂后，王恩茂指出，為什么民族分裂主義分子那樣反對生產建設兵團？就是因為兵團是他們反革命武裝暴亂、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障礙。因此要充分認識解放軍、武警和生產建設兵團的重要性。不僅要在有事的時候認識到他們的重要性，平時也要。
同樣對兵團有著深厚感情的王北來亦呼吁重視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凡是兵團力量比較強，重視兵團的時候，新疆的形勢就穩定；凡是不重視兵團的時候，新疆的穩定和安定就會受到很大影響”。王北來認為，兵團在新疆承擔的責任不亞于軍隊，但是兵團人享受的待遇和政策遠遠跟不上，‘在經濟發展的時候，不能虧待屯墾戍邊的人”。
為新疆服務到底 魂歸天山
“我的老父親八十三歲得了胃癌，在南昌醫院施行了手術，我把他接到新疆軍區總醫院療養，住了一個時期，他堅決要回自己的家鄉——江西永新，他怕死在離家萬里之遙的邊疆，也不愿意埋在離家萬里之遙的邊疆。我反復對他做了許多說服工作，他思想不通，無論如何要我把他送回家鄉去。一直說到我要在新疆為各族人民服務到底，新疆就是我的家鄉，將來我死后也埋在新疆，埋在你的身旁。他才同意了不回家鄉。”
這是王恩茂1981年重返新疆復任第一書記后在干部大會上的講話。當時的新疆，隨著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多，許多干部和民眾紛紛要求調回內地。王恩茂是一個不喜歡談論家事的人，這一年他講了兩次自己的家事，另一次是在且末縣委擴大會議上，當時一位縣委副書記給他遞交了一份調動報告，請求調回內地照顧年邁的雙親。王恩茂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挽留漢族干部，后來有些想走的人決定不走了。
王恩茂多次說過新疆就是他的家鄉，打算為新疆各族人民服務一輩子。前后王恩茂為新疆工作了30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雙目失明，身體虛弱，仍堅持每年都回新疆住上幾個月。他的妻子駱嵐曾賦詩一首，表達了王恩茂對新疆的眷戀：“天涯無處不芳草，我愿垂老天山旁。而今壯志尚猶在，愿將余生獻新疆”。
在王北來看來，父親能夠說到做到，是因為他們那一代老干部首先解決了價值觀的問題，“我父親經常跟我講，他跟著毛主席走到今天，能活下來，非常知足。他說身邊不知死了多少人，很多人年紀輕輕就死去，而他是幸存者，還有什么資格考慮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利益？”王北來告訴鳳凰網，正是因為父親的價值觀問題解決了，因此才有了“既然黨讓我在新疆工作，我就要為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服務到底”的精神。
世界觀的問題解決了，接下來就是如何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工作要完成好，就要用好的方法。在王北來看來，父親在新疆的具體工作方法，主要就是貫徹黨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尤其注重調查研究。
當時全疆80多個縣，1969年被迫離開之前，只剩下若羌和且末兩個偏遠縣，王恩茂沒能到達。1981年重返新疆處理完喀什“10?30”事件后，王恩茂走完了最后兩個縣。“正因為此，他才能把黨的政策本地化，才能在工作中有創造性。新疆這么大一個地方，有那么長的邊境線，離中央又這么遠，怎么樣讓中央對新疆有全面正確的認識，從而制定正確的政策，一把手非常重要，首先自己要了解真實情況，才能跟中央反饋真實情況”，王北來說。
1985年，為了遵照中央干部四化要求，72歲的王恩茂主動請求從一線領導崗位退下來。但他仍要花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去下面走走，“我父親特別重視調查研究，他相信深入群眾就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和群眾接觸多了，看到的真實情況多了，聽到的真實聲音多了，新疆的情況都裝在心里。他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民族分裂主義，這個結論是他調查研究得出的”。王北來告訴鳳凰網。
正是注重調查研究，王恩茂特別提到要加強基層工作，加強基層黨的領導。巴仁鄉暴亂后，他在一次講話中反思，“為什么那么多群眾跟著反革命分子跑，不是群眾不好，而是基層工作薄弱，基層黨的領導薄弱，鄉村宣傳教育薄弱”。
王恩茂為了做好新疆工作，另一個細節是40歲學習維語。“沒有人要求他學習維語，就是人民感情和責任心的問題，他認為學習維語可以增進和老百姓的感情，可以無障礙地交流，才能做好群眾工作”，王北來告訴鳳凰網，初到南疆，父親便下定決心學習維語，給自己定目標，每天在滿負荷工作情況下，一定要抽出時間學習維語，最后他可以用維語跟民眾直接溝通交流。
“我熱愛新疆，熱愛新疆各族人民，我要一直守在那里”。 1966年3月，王恩茂的父親病逝，埋葬在烏魯木齊公墓。1967年7月，王恩茂第四個兒子在文革中被打死，埋在爺爺身旁。2001年，88歲的王恩茂溘然長逝，長埋于烏魯木齊，了了“將來我死后也要埋在新疆”的夙愿。2006年，王恩茂的夫人駱嵐去世，骨灰安放在丈夫墓旁。
一家四口長眠于天山腳下，王恩茂與家人用行動兌現了他要為新疆服務到底的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