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與夫人鳳子的新婚照片(攝於1948年)
1925年，沙博理與父親、母親和妹妹在紐約合影1925年，沙博理與父親、母親和妹妹在紐約合影
2011年4月2日，沙博理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因你而美麗——2010~2011影響世界華人盛典”，並獲頒“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 2011年4月2日，沙博理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因你而美麗——2010~2011影響世界華人盛典”，並獲頒“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
“二戰”時一身戎裝的沙博理(攝於1944年)“二戰”時一身戎裝的沙博理(攝於1944年)
“外國專家”
南官房位於什刹海附近，這裡的四合院、胡同、人力車、古槐，多少還可以讓人窺見些老北京的舊影。正因為如此，從上世紀50年代搬進這裡的一座小四合院後，沙博理一住就是幾十年，有條件更好、更現代的住所也不願意搬去。“他不願意住樓房，說要完全融入中國。有一段時間，因為他是外文專家裡的領頭人，要給他住友誼賓館的專家樓，他堅決拒絕了。”老舍的兒子舒乙因為父輩的關係認識了沙博理和鳳子夫婦，許多年來，他都會不時地去那座四合院裡拜訪，有時候是出國回來給沙博理夫婦帶去糖和巧克力，有時候是帶去母親或者朋友的畫送給他。1996年夫人鳳子去世後，沙博理仍然住在這裡，沒有保姆，也不要助理，女兒亞美照顧著他。家裡的陳設一直沒有太大變化，牆上掛滿的畫最易引人注意，它們都是黃永玉、吳作人、傅抱石等朋友送給沙博理夫婦的。屋裡還擺著鳳子的照片，沙博理說，在和鳳子一起待過幾十年的小屋裡，時常能想起以前的生活，“是一種滿足”。
沙博理1915年出生，在中國這個他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除了無法改變的外貌以外，他看上去就像一個普通而地道的中國老人：穿布鞋、絲棉襖，在四合院裡種花養貓，對燒餅、油條、豌豆黃一類的小吃充滿了興趣。他生活簡單，從不輕易打破每天的起居規律，吃得也清淡簡樸，還學會了在中國老人中流行的太極拳，因此舒乙每次見他都覺得“瘦溜溜的”。甚至在待人接物上，他也學會了中國式的溫和、婉轉、有分寸。《人民畫報》副總編輯李霞負責雜誌社的外事工作以來，和沙博理接觸很多。“他骨子裡有那種美國人的幽默和敏銳的感知力，對陌生的東西稍一接觸，馬上能摸出門道，心裡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但是他跟人打交道的時候又懂得委婉，很‘溫良恭儉讓’。”這幾年，沙博理很少出門，有人要訪問他，他總是很客氣地讓對方先跟《人民畫報》打招呼。如果是他不願意接受的採訪，就會很堅決推辭。但遇上研究中國文學作品對外翻譯的大學生、年輕人想來拜訪，他總是欣然同意。“他很清楚自己對於不同的人的價值在哪裡。”李霞總結說，“他就是一個特別體面、正派的老頭。”
儘管在1963年，沙博理就經周恩來總理批准加入了中國籍，但是他還是被人們當作“外國專家”，每年的春節、國慶總理宴請外國專家時，他總在被邀之列，並常常被安排坐在總理旁邊的位置。“把他當外國專家，他覺得很有趣，但也不計較，因為他知道這是人們對他成就的尊重和肯定。”中國外文局局長周明偉告訴我們，但在沙博理心裡，他對這個中國人的身份其實是在意的。“2011年，鳳凰衛視授予他‘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這個獎以前都是授給華人的，像金庸、楊振寧、袁隆平，但沙老是第一個以外裔中國人的身份獲此殊榮。他對能獲這個獎非常開心，因為覺得這是對他‘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對於沙博理會聊天這一點，周明偉感同身受。“他的表達有自己的風格，非常簡單明瞭，不複雜，但是引人入勝。他從來不用乾癟的語言直接回答你的問題，而是會講故事。跟他說話就是處在一種互相感染的語境，看起來不費勁，但是你得動腦筋，才能跟得上他。”一次，周明偉問過沙博理，鳳子的英文好不好，沙博理不正面回答他：“有人說，鳳子的英文只有我聽得懂，我的中文全世界都聽得懂，但是鳳子是我的老師。”這種描述讓周明偉覺得非常有趣，“一下子就非常幽默地把兩個人的關係真實地描述出來了”——鳳子教沙博理中文，沙博理教鳳子英文，結果自然是鳳子這個老師當得更合格。另一次，談及毛主席，周明偉問沙博理的看法。沙博理簡短地說：“毛澤東不聽毛主席的話。”這讓周明偉“心裡一震”：“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毛主席提出的哲學觀、社會觀、革命觀都被證明是有道理的，但他後期恰恰是違背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他的表達很形象，沒有把對毛主席的評價簡單化。”周明偉感歎說，這個回答“非常深刻”，然而又是極其形象生動的。“這是他高明的地方，別人說的乾巴巴的東西他能說得很形象。他從來不簡單用概念解釋概念，你聽了以後很容易就記住，而且理解得清清楚楚，這是他語言的天賦。”
周明偉覺得，每次和沙博理聊天總有深入的空間，常常意猶未盡。也正因此，10月18日早上，正在開會的他收到沙博理去世的消息時，震驚而難過。趕往南官房胡同的路上，他一直在想那些還未能和沙博理深入的話題，感到“無盡的後悔”。儘管沙博理已經快99歲了，但在周明偉等身邊熟人看來，他既沒有器質性的疾病，又能享受到最好的醫療條件，他的驟然離去讓人一時有點難以接受。“他跟協和醫院的大夫、護士關係都特別好，他們都很喜歡這個老頭，但是他不喜歡醫院，也不願意麻煩別人。”
今年春節前，沙博理主動跟周明偉講到一個人生命的起始和終結方式。“他非常坦然，儘管大家都不願提。他說人老了就老了，不要折騰，不要浪費資源，不要麻煩別人，如果我到了這個時候，你們就讓我平平靜靜地走。”周明偉說，“不過他從沒跟我講過，如果他走後房子如何安排，或者他能享受什麼樣的榮譽。”
沙博理也從不跟李霞談起生死問題，但李霞覺得他心裡特別明白，甚至早早做了一些準備。“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打開書櫃，說你想拿什麼書就拿。後來他給了我三本由舒乙和姚珠珠主編的《鳳子：在舞臺上，在人世間》，說寫得特別好，讓我留著。去年他給我打電話，說我這裡有錄音，是有生之年所有媒體採訪我的錄音，你幫我數位化，保存好，千萬不要隨便給任何人。我說行。”沙博理去世後，亞美告訴李霞的同事：“這一二年沙老陸續把一些獎盃扔掉，把舊衣服送人，都自己處理好了。”
“他的坦然，是他心境的體現。”周明偉說。在他看來，沙博理可以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和照顧，但是他對這一切並沒有訴求。“他這麼老資格的專家，不要助理，也從來沒有配過專車。他愛喝咖啡，後來年紀大了怕麻煩，煮了咖啡還要洗，就改喝即溶的金牌雀巢咖啡。然而他並不是不知道追求生活的情調，並不是不注重人生的品質。他在意聽力和視力，他認為人活著如果聽力和視力不能滿足需要，生活品質就受影響。”2012年給沙博理過生日的時候，周明偉少有地感受到沙博理有一些焦慮。“他告訴我眼睛越來越不行，視力越來越差，不光報紙上的字看不清，電腦上的字很大都看不清，我幫他將電腦上的字體調大後，還是很吃力。耳朵也越來越不好使。他對國內外大事的關心是職業的、條件反射式的，看不清楚、聽不清楚，就會很焦慮。”商量後，人民畫報社選了幾個年輕人時常去給沙博理讀報。“他主要是瞭解國內外的大新聞，還有些另類的、好玩的雜誌。他對人物文章是感興趣的，對中國形形色色的人，對在這些人身上發生的事情感興趣。”
尋找中國：上海、北平與北京
沙博理對中國的興趣，要追溯到遙遠的青年時代。1947年，美國猶太青年Sidney Shapiro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時，已經有了一個中文名字“沙博理”，取的是“博學明理”之意。畢業于美國聖約翰大學法律系的沙博理，曾經在父親的律師事務所工作過，然而他卻對律師職業生涯毫無興趣和激情。“二戰”期間，沙博理成為一名高射炮士兵，由於時局的需要，當局決定培養一批軍人學習外語，本來報名學法語的沙博理，因為學法語的人過多而被分派到康奈爾大學學中文。退伍後，沙博理又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直到在朋友鼓動下，帶著200美元登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這一個看上去充滿偶然的選擇，又似乎有著某種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誘惑。沙博理後來在自傳裡回憶自己少年時就有對未知的渴望：3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期間，他曾和同伴一起免費搭乘便車和扒乘貨運火車橫穿了美國。而這次橫越太平洋來到“富於魅力的東方”的旅行，無疑是一種誘惑——“我仍然渴望冒險。”
沙博理剛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一個在碼頭上穿著黑色長袍的男人，在後來的回憶裡，這成為一個頗有隱喻的意象：“1947年4月的中國，是很有點出自中世紀黑暗時代的意味。”當時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在海關處用美元兌換中國貨幣，沙博理髮現自己被“狠狠地欺騙了”;走在上海的街頭，衣衫襤褸的工人、隨處可見的乞丐和耀武揚威開著汽車橫行的人形成鮮明對比;到處嘈雜、喧鬧，還有難聞的氣味。
幸運的是，沙博理很快在亂世的中國找到了讓他欣賞、認同的群體，這入口正是來自後來成為他妻子的鳳子。經在美國時的中國朋友楊雲慧介紹，沙博理找到鳳子，一開始兩人約好互相教對方語言。畢業於復旦大學的鳳子是最早一批出演《雷雨》、《日出》等話劇的演員，在進步革命思潮影響下，當時在上海秘密協助地下黨工作。通過鳳子，沙博理得以接觸到左翼進步人士。“經過她，我也認識了幾位元搞地下工作的人，也聽他們給我們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介紹中國各方面的政治情況。我就開始明白了，當然水準還是很低。我至少能認識到，只有革命，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1948年5月，在馮亦代等文藝界好友見證下，沙博理和鳳子結婚。同時，他利用律師身份做掩護，和鳳子一起做了一系列地下工作：編輯主張土地改革的英文雜誌，把解放區來的密使帶進美國人辦公的商務樓密談，設法衝破國民黨封鎖將藥品運送到解放區等。
因為局勢緊張，1948年末沙博理和鳳子離開了上海，原定前往解放區的計畫沒有成功，最後在地下黨安排下來到北平。與時髦的“東方巴黎”上海相比，古老的北平更符合沙博理對中國的期待和想像。“北平很清靜，沒有那麼亂，有各式各樣的小胡同，還有故宮，很美。”1949年北平解放後，馮亦代來參加第一次全國文藝界代表大會，在《我不能忘記的人》一文中，回憶了與沙博理夫婦的見面：“我們相見時，十分歡喜，一則是久別重逢，二則是明朗的北方天空，周圍的一切欣欣向榮的氣氛，置身其中，似乎每天都在過節日似的。……沙博理總樂呵呵地迎接這批舊友新知，眉宇間顯得對於新生的中國，懷著一種無比的歡欣。他有時還哼著當時流傳的陝北秧歌調。”
在那個時刻發現新的中國，在李霞看來，對於沙博理這樣的外國人是一個“特別可貴的時機”：“當時的新中國像一個試驗田，一種新的試驗，這樣的試驗特別吸引西方的年輕人。當時中國共產黨推崇的那種民主、自由、平等對他有特別的吸引力。”沙博理後來多次提起他和鳳子在天安門觀禮臺上參觀開國大典的經歷：“當毛澤東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場幾十萬人有幾秒鐘竟鴉雀無聲，可能是太激動了。”身邊的鳳子激動得大哭，而他也同樣激動，覺得那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歷史時刻”。
周明偉覺得那是對沙博理影響異常深遠的時刻：“毛澤東在城樓上宣佈共和國成立的瞬間，是他記憶中永恆的東西。那一刻毛澤東的形象就是在他心中的地位。他由衷地認同新中國，要一個西方生活背景的人來認定這樣一件事情是多麼不容易，這也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現。”當時的沙博理當然不會想到，此後在中國的幾十年，他還會經歷“文革”的動盪。但是即便那樣，周明偉和李霞也很少聽到他對那段歷史的抱怨。“他在書裡說，一般出錯一年可以解決了，沒想到一錯就錯十年，這是我聽過他最大的牢騷話。”認識沙博理的人都會提到他所崇尚的價值觀：自由、平等、正義。而在沙博理心中，那個他發現的新中國代表了這樣一種理想和追求，對此他並不懷疑。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沙博理對種種社會問題不乏批評，李霞就聽到過不少，但她能從沙博理的言談中感覺到，這不是懷疑：“他對中國社會主義推崇的東西是堅定信仰的，所以無法接受那些現象的存在。他不是對此失望，他只是覺得他心目中的中國不應該是這樣。”
中國古老的文化也對沙博理形成吸引。如果說在新舊中國之交來到這裡對他是一個可貴際遇，那麼和鳳子的結合則是另外一個。“他這麼愛中國絕對是因為鳳子。”舒乙特別篤定地說。沙博理曾對舒乙說：“是鳳子的手拉著我沙博理的手，像登長城那樣，來到中國人民中間，找到了一個偉大而壯麗的事業。”對他而言，鳳子不僅是妻子，還是“流淌在中國和我之間的一條不斷的溪流，其間流淌著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一個社會的精髓”。在鳳子的影響下，沙博理閱讀了大量中國現代文學時期的作品，後來一一將它們翻譯成英文，從茅盾、巴金、老舍、趙樹理到許地山、王統照、張天翼、柔石、端木蕻良等，範圍甚廣。也是經由鳳子，沙博理打開了與老舍、黃苗子、司徒慧敏等一批中國文化人交往的大門。
“老一輩的文人自身帶有的傳統文化的東西，對外國人有無限的吸引力。當時那一撥中國文化人身上有很深的傳統文化烙印，同時又接受新社會的洗禮，對沙博理有很大影響。他們推崇待人溫柔敦厚，君子之交淡如水，這些後來都能從他身上看出來。”李霞說，“我覺得整個人類文化交往中，不同文化中也一定是有同質的東西，通常是人類共同追求的東西，互相加持，在這個過程中人日趨完善，日趨讓兩種文化都能接受。老舍、楊憲益等都是學貫中西的，沙博理周圍是一些這樣的人，所以他愛上中國一點都不奇怪。”
在由“北平”更名後的北京，沙博理開始了他新的“職業生涯”。他先是成為對外文化聯絡局的一名英文翻譯，1951年又進入英文版《中國文學》，與葉君健、楊憲益、戴乃迭等共同工作。他的翻譯是從一部反映“紅色中國”的小說《新兒女英雄傳》起步的。沙博理非常喜歡這一類小說，把它看成是“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武俠精神的代表。此後他翻譯了一系列這種類型的書籍，直到上世紀70年代翻譯《水滸傳》，迎來了自己翻譯生涯中的巔峰。
《水滸傳》的翻譯正值“文革”期間，沙博理後來對周明偉說是翻譯這本小說才“救了自己”。這是他最喜歡的一部小說，在當時環境下，“他必須要選擇最喜歡的東西才能調節他的心情”。“如果沒有血性，沒有對武俠的鍾愛，翻譯不了這本書。”周明偉記得自己曾經問沙博理，中國文學中他最喜歡誰，“他幾乎不假思索地說喜歡武俠小說，他認為武俠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翻譯時還遇到麻煩。小說的名稱他採用了“Heroes of Marsh”，而當時正值批《水滸傳》，江青說宋江是投降派，不允許使用“hero”(英雄)的譯法，於是有人找到了沙博理。沙博理沒有爭辯，只問對方：“那outlaws行不行?就是‘無法無天的人’。”對方同意了。時隔多年，沙博理向周明偉講起這段往事時形容自己當時心裡“偷笑”：“因為這一改，使書名與內容更一致了。outlaws比heroes更貼近‘綠林好漢’的意思。”後來這本書在美國出版，名字沒有再改回來。
沙博理翻譯的《水滸傳》，受到了廣泛認同，不僅因為他的版本比此前賽珍珠的版本更為完整(賽珍珠只翻譯了前70回)，更因為他的語言流暢、準確，符合英語讀者的習慣。21世紀初，上海理工大學教授張經浩編著《名家·名論·名譯》一書，選取了百年來十幾位著名翻譯家的翻譯理論和譯文加以論述，其中選了兩名外國譯者：沙博理和霍克斯。他喜歡沙博理的翻譯，覺得既不是死板的直譯，又忠實於原著內容，於是寫郵件和沙博理討論嚴複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沙博理回信稱自己贊同這一標準，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做到：“我覺得，譯者不但要精通所譯文學作品相關國家的語言，瞭解其歷史、文化、傳統、習慣，而且對他本國的這一切也要精通和瞭解。譯文品質的高低取決於精通和瞭解的程度，例如，想翻譯詩歌，譯者自己首先就得能用母語寫詩。”
“現在中國研究翻譯的人，有的只是照搬國外的理論，根本不做翻譯，和搞翻譯實踐的人的體會完全不同。沙老先生主要搞實踐，但是從他的翻譯中體現出來的理念我是非常認同的。‘信’是第一原則，但這是意義上而非字面上。”張經浩說。這就意味著當中文是地道的中文時，翻譯的英文也得是地道的英文——傳達原文的“神”，而非原文的“形”。
要做到傳神的翻譯，背後需要的是更深刻的對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沙老始終認為，翻譯最難的不是字對字翻譯本身，而是文字背後的文化，他認為每部作品的文字是一樣的，但是反映的文化內涵不一樣。要做好翻譯，得瞭解每個人說話的腔調，瞭解他穿的服裝，瞭解他吃的東西，以及為什麼吃這個東西。這是他的不同之處，他確實是鑽進去看這些文字背後的東西。”周明偉說。
某種意義上，盡可能深入地瞭解、掌握中國文化是一個挑戰，同時也是文學翻譯吸引沙博理的所在——從中他可以看見中國，瞭解中國。“翻譯中國文學是我的職業，也是我的樂趣。它使我有機會去‘認識’更多的中國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幾輩子可能做到的還要多。”
多重身份
“人們會感興趣，想知道為什麼一個很典型的美國人，會想在中國度過他的一生。”1979年，沙博理在美國出版了《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自傳，試圖回答這個他遭遇過無數次的問題，並且向世界介紹他眼中的中國。20年後，沙博理補充其間的見聞經歷，寫成《我的中國》，在美國發行時名字被改成《我選擇了中國》，態度更加直截了當。
1983年沙博理從《人民畫報》社退休，同時又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並且連任六屆。這期間他隨著考察團走遍中國大江南北，積極就各類他看到的問題提出建議。同時他陸續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國封建社會的刑法》、《中國學者研究古代中國的猶太人》等。從文學翻譯起步，沙博理瞭解中國社會的“觸鬚”一點點張開。在舒乙看來，沙博理是一個學者型的人：“他會發現工作中的問題，這就變成了他的課題。不管是中國古代的法律還是中國古代猶太人的變遷和遭遇，都是他自己選擇研究的，是他經歷中碰到的。”
在周明偉的印象中，沙博理從來不避諱自己是個猶太人，甚至是“把作為‘猶太人’放在作為‘美國人’之前的”。因為研究猶太人在中國的情況，沙博理受邀成為最早訪問以色列的中國公民，當時中國與以色列還未建交。在北京，他也和以色列駐華大使館保持了親密的關係，每一任以色列駐華大使都會前去看望他。接觸沙博理越久，身邊的人們就會發現他身上存在著多重身份的烙印，而這一切又顯得協調自然：猶太人的精明，美國人的幽默獨立，中國人的溫和善良，最後變成典型而有趣的疊加。
對沙博理猶太人式的“精明能幹”，李霞印象特別深刻。“有一次，他跟我談到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他說，我覺得這個問題不難解決，為什麼老解決不了?政府可以在每個公司成立時收取保證金一類的東西，如果將來拖欠工資，政府可以拿這筆錢先支付給農民工，然後再追究公司的責任。”
舒乙記得，沙博理辦事情很講約定，出書一定要有合同，合同的條文一定會親自把關。“他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遇到不依法辦事的地方，他不習慣，就會跟人爭執，但一般最後他是勝利者，因為他有道理。”舒乙覺得，沙博理在中國活得非常愉快，因為他得到了諸多尊重，同時又保持著自己獨立自由的性格和思維方式。“他不是中國哲學培養出來非常中庸的人，相反，非常有原則，觀點非常犀利。他不怕提意見，而且每次都能提建設性的意見。”“他根本不在乎誰的官大、誰的官小，有時候他身邊坐了一個人盡皆知的大政治家，他會悄悄地問，這傢伙是誰?他沒有等級觀念。”舒乙說。
多重身份又正是沙博理的優勢。“他的價值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外國人說中國話，他的離世使我們少了一位能給國際社會講故事的大師。我們現在說的事國際社會還不太聽得懂，不光因為講故事水準本身不夠，還因為我們需要更多瞭解對方文化。中國文化能在國際交流中走多遠，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你對外國文化瞭解多少。沙博理深深瞭解兩邊的文化，這是我們難以企及的。”第一次見到沙博理之前，周明偉已經專門讀了沙博理翻譯的作品，他把沙博理稱作“大師”，沙博理卻又一次用形象的語言重新表述自己。“他對我說，我不在乎大師這個名聲，我希望是一座橋，它是能夠溝通中文和英文之間的橋。通過這座橋，能讓說不同語言、有不同宗教背景、有不同族群膚色的人都來看看中國風景，讀讀中國故事，聽聽中國聲音。”周明偉說。(實習記者張蘭英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標題：逝者沙博理：在中國“旅行”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