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昌龍

　村落是個小窗口，看見的是個大世界。透過800年下沙村的變化，我們會看到深圳這片土地綿延不絕的傳統和滄桑變化的今天，以及值得期待的未來。

　航拍深圳上沙村、下沙村。中新社

　靠近深圳河入海口

　農漁並存金黃產業

　下沙是深圳市福田區南部一個古老的村落的名字。它曾經與上沙、沙嘴、沙尾、新洲、石廈等六個村共同屬於沙頭街道。到廣東來，遇到的地名往往與一個字糾纏不清，那就是「沙」，像沙頭角、上沙、下沙，還有沙頭、沙尾。特別像沙頭、沙尾這樣的名字，聽起來像「殺頭」「殺尾」，有點恐怖，讓人覺得不夠文雅，起的名字有點土。其實也不盡如此，地名的奇特往往與地理有關，這些地名的詞根都是「沙」，實際上是指沙灘。在古漢語中，沙不僅指河灘，也指海灘。舉例，像李商隱當年的詩句，「村小犬相護，沙平僧獨歸」，寫的是桂林的黃昏，僧人沿着河流，踏着平淺的沙灘，獨自歸去。而深圳沙頭角所言的「日出沙頭，月懸海角」，其中的「沙頭」指的顯然是海灘。海水不斷沖刷，形成大片的灘塗和沙地，而在灘塗和沙地上建立的村莊往往就叫「沙頭村」，意即位於沙灘灘頭的村子。沙頭就有點類似於現在講的灘頭，而所謂的上沙、下沙，全稱應該是上沙頭、下沙頭，上下是指離沙頭及灘頭的遠近，靠近灘頭的稱下沙，遠離灘頭的稱上沙。當年上海就有上海浦與下海浦，根據浦與海的遠近，分為上海浦與下海浦，正如根據村落與沙灘的遠近，分為上沙村與下沙村。當然，上沙與下沙的名字還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整個沙頭地區都位於深圳河匯入深圳灣的入海口，深圳河離入海口近的是下沙，離入海口遠的則稱上沙。雖然這一解釋是以河與海的遠近來定義，但最終還是以海、以沙灘作為坐標。順帶還要說到沙頭與沙尾，據當地人稱，海浪在沙灘上衝擊留下的痕跡，遠遠望去像一條長龍，龍頭的位置叫沙嘴，而龍尾的位置叫沙尾。所謂尖沙咀、沙頭角等，則是指海浪向岸上衝擊受地形的約束與限制，沙灘變得越來越狹小而細長，類似的地貌大多集中在深圳的東部，因為那裏地質構造比較堅硬，更容易將海浪對陸地的衝擊限制在狹長地帶或濱海一角。

　舞動的彩龍。資料圖

　還是回到下沙。下沙靠近深圳河入海口，地勢平緩，既毗鄰大海又連接陸地，這就決定了這一地區獨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既從事漁業，又從事農業。從下沙遺存的早些年的生產工具來看，碾米的磨盤以及養蚝的划板就比較有代表性。種糧和種蚝並存，也有比喻為金黃產業，金是說金蚝，蚝肉金光閃閃；而黃是指稻米，稻穀呈金黃色。深圳河流過的地區，有較為豐富的水系，所以有大片的水田，可以種植水稻，而入海口的灘塗則可以養蚝，所以金黃產業也成為當年下沙人主要的經濟來源。

　農業與漁業並置，反映在文化上，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下沙的侯王廟中，既有農耕社會常見的土地公公牌位，又有海洋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天后塑像，都是希望保平安、求富足，類似的這種崇拜在鹽田沙頭角等地同樣存在。當然，東方式的這種崇拜其實是源於他們的生活，是對現實的救助，也是對希望的給予。至於人神不分，河海並存，反而無關緊要。侯王廟中還供奉着兩個人格神，一個是護主的武將，一個是治水的文官，無一不是在表達對平安生活的祈求與感恩。

　「日久他鄉即故鄉」

　深圳縮影移民寫照

　講下沙的地理之後，就要講下沙的歷史了。下沙的歷史800多年，遠可追溯到南宋。而講到深圳這片土地上較大規模的移民潮，主要是兩個時期，一個是800年前左右，受元軍入侵，導致人口從福建、江西西移，南移至海邊，甚至遠遷海外；一個就是300年前左右，清政府解除海禁之後，大量人口來到這片已經荒蕪的土地上墾殖，而這次的移民大都來自粵東地區。前者以廣府系為代表，主要集中在福田，而後者以客家系為代表，主要集中在龍崗。這些遷徙到深圳河入海口附近的移民，在與本土融合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方言，叫圍頭話。今天，老一輩的香港和深圳居民中，還有很多人在講圍頭話。它是一種文化融合之後的廣府話，與傳統的廣府話又有所不同，只是能聽得懂的人越來越少了。800年前遷移來這片土地的人，當初應該是客，而長久定居下來之後，由客為主，已經成為原住民了。而300年前遷移來這片土地的人，同樣是客。而300年之後，面對追隨改革開放大潮而來的移民，當初的客再次成為主，而這批新人則再次成為客，又稱新客家了。其實，800年原住民和延續300年的客家人之間，在深圳常常呈現為有趣的雜糅之勢，像同是在福田的上梅林與下梅林，上梅林原住民為黃姓，就是由下沙遷移而來，係下沙黃氏的二世祖，屬廣府系，而下梅林的原住民則為客家人。同樣是在梅林地區，人口的來源又截然不同。

　下沙是深圳的縮影，這片面朝大海的土地注定與移民有關。很想說到下沙的黃氏始祖黃峭山公以及他留下的一首詩。下沙的原住民基本都姓黃，其始祖是唐代黃峭山公，黃峭山公有首詩，「駿馬堂堂出異方，任從隨處立綱常。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念祖宗香。惟願蒼天垂庇佑，三七男兒總熾昌。」這首詩一直被黃氏的後人珍藏與傳頌，說是只要會背得這首詩，即可證明為黃氏宗親。這首詩之所以被視為文化密碼，其實最關鍵的還是其傳達的家族精神。這種家族精神非常神奇在於，不講安土重遷，不講保持基業，而是講移民文化。詩的意思是，人要像堂堂駿馬奔走四方，無論到哪裏。只要守住義理綱常，就能安身立命，時間久了，外鄉也會變成吾鄉，他鄉也會成為故鄉。要做到朝夕不忘親人的話，早晚記得祖宗的遺訓。詩中希望蒼天能保佑整個家族，並達到昌盛祥和。詩中的兩句，「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真正是移民精神的寫照，異鄉久了會成為故鄉，所以身處他鄉並不可怕。只要守住綱常，安定身心，他鄉一樣可以成為故鄉。黃氏這一支歷800年而成為下沙的原住民，就充分證明他鄉已經成為故鄉了。而那句「三七男兒總熾昌」，有兩個解釋，一個解釋是，三七二十一，二十一歲即指年輕人，年輕人出來闖蕩，未來終會飛黃騰達。另外一個解釋則是，峭山公有三房，共七個兒子，除了各家留下長子外，其餘可像駿馬一樣奔走他鄉，勇敢地找自己的生活。中國的家庭有很多祖訓，但像這般具有開放的視野和開拓精神的並不多見。以駿馬出行比喻奔走四方的闖蕩，所以黃氏後人又以駿馬精神來指認家族精神，這應該算是其文化基因了。而所謂駿馬精神，應該就是移民精神，回頭再看看，深圳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為現代大都市，也是終成熾昌之勢。下沙與深圳一樣，正是這種移民精神的產物。當然，下沙移民的分布比深圳的範圍更廣，像香港、像海外，很多地區都有下沙黃氏宗親的蹤跡，真的是駿馬堂堂走異方了。

　文化根脈豐富保存

　祭祖習俗萬人盆菜

　到下沙，最感慨的是，這樣一個都市的村莊裏，能如此強大、如此豐富地保存着自己的傳統與文化，越是在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帶，卻越能頑強而堅韌地維持着這個民族的文化根脈，下沙堪稱典範。

　下沙大規模祭祖儀式。資料圖

　首先，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看，一個下沙村就擁有一個國家級和一個省級的非遺項目。國家級的就是下沙的祭祖習俗，這一習俗最早可追溯到南宋，起初只是早晚的上香和叩拜，後來日漸成熟和規範，有主祭人，也有三跪九叩的規矩。大規模祭祖儀式也一直在黃氏後人中維持和延續，雖然其宗親有的已遠涉海外，但常常為了這一個多小時的祭拜，也不惜千里萬里趕過來參與。祭祖分春祭和秋祭兩種，春祭選擇清明，秋祭選擇重陽，春季只拜祠堂，而秋季既拜祠堂，也拜祖墓。拜祠堂儀式尤為隆重，有擂鼓和奏樂，還有鞭炮齊鳴，從老至幼依次祭拜。其中還有初獻禮、亞獻禮及三獻禮環節，並莊嚴地宣讀祭文。

　講到下沙祭祖儀式就要講到大盆菜，祭祖活動期間要舉行大盆菜宴。大盆菜也屬於大雜燴型的，只是層層疊疊，一層一道菜，堆疊至多可達15種，有豬肉、鴨肉、蚝肉、鱔魚等葷菜類，也有蘿卜、腐竹、冬菇、油豆腐等蔬菜類。這一習俗最早傳說來自南宋末年，宋少帝流亡至今天香港的新界地區，當地人迎接疲憊的王師，各家各戶都傾其所有來犒勞三軍。大盆菜傳統一直延續至今，並被列為廣東省級非遺名錄。而說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下沙。特別是2002年下沙那場大盆菜宴，被載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宴會設在下沙文化廣場，共有5300多席。參與人數達6萬人，可謂盛況空前。祭祖活動中，除了有大盆菜宴之外，還有一項就是舞龍。舞龍的民俗在廣東尤為盛行，而下沙舞龍最具特色的是，舞起的金龍有100米長，號稱廣東第一長龍，舞動一次就需要數百人。當舞動的彩龍穿越下沙時，真是有矯若游龍之勢。

　盛大的盆菜宴。資料圖

　其實講到文化遺產，下沙還有一項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這就是下沙一世祖黃默堂墓。墓地其實並不在下沙，而是在蓮花山；像保存如此完整的南宋古墓，在整個廣東地區也不多見。因蓮花山狀如蓮花，在佛教文化中，寓意着升天，寓意着永恆，所以蓮花山也成了皇崗、下沙、上沙等村民心目中理想的墓地。講到下沙的祭祖儀式，當然也少不了到黃默堂墓前的祭拜。蓮花山墓地也有個奇怪的風俗，葬男不葬女，說是只有男性葬在這個狀如蓮花的地方，子孫才會得到庇佑。

　下沙對傳統的堅守，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兩次被評為全國文明單位就是證明。下沙的村博物館，現在稱展覽館，在深圳古村落中也是數一數二。博物館不僅保存着一些歷史舊物，而且以生動而直觀的方式講述着下沙的前世今生。而黃思銘公世祠則是保存完整的祠堂，還有侯王廟、下沙牌坊等古建築更是展示了一個鄉村的歷史與尊嚴。當然，傳統與現代在下沙也是並存的。下沙進入大都會時代，也有大型的建築綜合體，這就是濱河時代廣場，講述着當下的時尚與絢麗。下沙離歷史不遠，離時代也很近。

　作者簡介

　尹昌龍

　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委主任，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專家委員。曾任深圳市閱讀聯合會創會會長，深圳市文化局特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市文體旅遊局（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深圳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主要著作有：《1985：延伸與轉折》《重返自身的文學》《別處的家園》《全球化的煙花》等，主編《深圳全民閱讀發展報告2016、2017、2018、2019、2020、2021》，編著《文化深圳從閱讀開始》《以書築城以城築夢：深圳書城模式研究》等，曾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