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華

地方志是中國文化的瑰寶，歷史上有官修的傳統，修志問道，以啟未來。明萬曆元年(1573)，新安建縣，轄地含今深圳和香港。清嘉慶《新安縣志》編纂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是古代最完備地記錄新安縣即今深圳、香港地區歷史沿革、經濟狀況、社會變遷和人文風物等內容的寶貴文獻，是中國古代最後一部記載包括深圳、香港地區「全史」的官修縣志，為深港兩地留存了珍貴的官方文獻資料，展現了古代深港兩地的珍貴圖景。嘉慶《新安縣志》成書後20多年，鴉片戰爭爆發，原屬新安縣的香港島隨即被英國侵佔，深圳與香港自此分離，開啟了近代被殖民統治的屈辱與深港民眾不屈不撓救亡圖存的抗爭。深港山水相依，血脈相連，文脈相通，雖時局變幻且離亂頻仍，但兩地的交往交流一直沒有間斷。深圳因改革開放而崛起，深港合作進入新階段。新時代開啟新征程，深圳與香港同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正穩步推進不同領域的交流合作，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踔厲前行。

深港一體 源遠流長

深圳與香港歷史上長期同屬一個縣。早在約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這裏就有人類繁衍生息。秦代統一嶺南，今深圳、香港地區屬南海郡番禺縣。漢代設置番禺鹽官，管理本地鹽業生產。東晉咸和六年（331），析南海郡設東官郡，置寶安等六縣，郡治、縣治均在今深圳南頭一帶，此為今深圳、香港地區建縣之始。隋代寶安縣改屬廣州。唐代在寶安縣設屯門鎮，負責沿海防衛。唐至德二年（757），寶安縣更名為東莞縣。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設東莞、大鵬兩個守御千戶所，所城即今南頭古城、大鵬所城。明萬曆元年(1573)，東莞縣析置新安縣，縣治在今南頭古城。

在新安建縣之前，古代深圳和香港地區的情況散見於《廣州府志》《廣東通志》《東莞縣志》等地方志書。新安建縣之後，始有獨立編纂的新安縣志，至明末先後有萬曆《新安志》（知縣丘體乾修）、崇禎《新安志》（知縣李玄修）、崇禎《新安志》（知縣周希曜修）。可惜此三部縣志均已散佚。清代深圳地區先後編纂有康熙十一年《新安縣志》（知縣李可成修）、康熙二十七年《新安縣志》（知縣靳文謨修）、嘉慶二十四年《新安縣志》（知縣舒懋官修）三部。不過，後世存者僅後兩部《新安縣志》。

在康熙《新安縣志》的基礎上，嘉慶《新安縣志》增補了康熙至嘉慶年間的內容，並且對舊志的缺點和不足進行了查核修正，是一部體例較嚴謹、內容較全面翔實、記述更為準確的縣志。嘉慶《新安縣志》分為「沿革志」「輿地略」「山水略」「職官志」「建置略」「經政略」「海防略」「防省志」「宦跡略」「選舉表」「勝跡略」「人物志」「藝文志」等十三個部類，正文二十四卷，另有卷首「訓典」，合計18萬餘字，堪稱古代深圳和香港地區的百科全書。

嘉慶《新安縣志》記述了新安縣的建置沿革、自然地理、風物民俗等概貌，是深港兩地同宗同源的明證。縣志卷一「沿革志」記述自唐堯到清初新安縣的建置沿革，「晉置寶安，唐更東莞，至明而新安之名始著」，可見今深圳與香港地區有近1700年的郡縣建置史。縣志卷二「輿地略」包含輿圖、疆域、分野、氣候、風異、月令、占候、風俗、墟市、都里等內容。「疆域」主要記載新安縣境域的四至八到，其中「南至擔杆山海面三百里，外屬黑水大洋，杳無邊際」，「西南至三牙牌山一百二十里，與香山縣澳門廳分界」，「東南至沱濘山二百四十里，與歸善縣碧甲司分界」。並在「輿圖」之「新安縣境圖」中進行明確標註，表明新安縣的地域範圍包含今香港全境。此外，縣志中收錄的「新安八景」中的「鰲洋甘瀑」和「杯渡禪蹤」，分別位於今香港地區的瀑布灣和青山。縣志卷四「山水略」中記述的「杯渡山」「官富山」「大奚山」「赤柱山」「急水門」「佛堂門」「屯門灣」等山名、水名都可在香港尋其蹤跡。縣志「輿地略」還記載當地民風淳厚，崇尚簡樸實用。「士勵學術而謹仕進，其彈冠膺職者，代有賢聲焉。民多重農桑，而後商賈。農人種田，一年兩收。器用取渾堅，不事淫巧。……婚姻必以檳榔、蔞葉、茶、果之屬，曰『過禮』，不親迎，昏夕即廟見。嫁女不以妝奩相誇耀，猶尚糖梅。」民間流行的節日以正月間最為密集。傳統節日以掃墓祭祖為主題的最多，其中一些傳統習俗至今仍在深港兩地延續。

嘉慶《新安縣志》記述了明清時期新安建縣、遷界與復界、移民遷入等歷史事件，是深港兩地共同的歷史記憶。嘉靖四十年（1561），東莞縣南頭一帶發生饑民搶米暴動，鄉紳吳祚等平息此「辛酉之變」，單獨設縣已成民意所向。隆慶六年（1572），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劉穩為民請命，力促當地建縣。縣志卷十四「宦跡略」記載，劉穩「循鄉民吳祚等之請，以東莞相距遼闊，稽察難周，民易為奸，因轉詳大憲，設立今治。」明萬曆元年(1573)，朝廷同意析東莞縣建新安縣，縣名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義，地域包括今深圳和香港。新安縣的建立標誌着深港地區與東莞縣正式分開。縣志卷十三「防省志」記述了清代前期遷界與復界等重大事件。清代初期，東南沿海地區廣泛實施禁海政策。康熙元年（1662），新安縣域三分之二的地方劃入禁海範圍，香港地區則全域被遷。新安縣名存實亡，曾一度被裁撤，併入東莞縣。康熙八年（1669），新安縣復設，朝廷通過推行免地租、送耕牛、贈谷種等獎勵墾荒政策，鼓勵移民前來，「民踴躍而歸，如獲再生」。在縣志「經政略」中還記述了當地人口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大量客家人來當地墾荒，新安縣人口急劇增加，當地居民主要有廣府、客家、疍家、福佬四大群體。此外，在大鵬所城還有戍邊官兵。廣府文化、客家文化、疍家文化、福佬文化及海防文化在新安縣相互交融，形成包容兼蓄的地方文化，初步奠定深圳與香港地區移民文化的早期特質。

深港分離 救亡圖存

新安縣作為「粵省屏藩、全廣門戶」，歷來是海防要地。嘉慶《新安縣志》凡例指出「新邑三面環海，則海防為尤急」。縣志卷十二「海防略」記載，「夫軍政莫急於邊防，而邊防莫重於海徼。縣治面俯大洋，如急水、佛堂、獨鰲、小三門、大嶼山諸隘，皆出海所必經也。其東則屯門、輞井，其西則鰲灣、茅洲，而南頭一寨，則為虎門之外衛，即為省會之屏藩，尤為扼要。至大鵬所，則毗連平海，防禦惠、潮，亦重鎮也。」新安縣展界後，清廷以大鵬所城和南頭城東西兩路為重心，增設墩台、營盤、汛房及炮台，形成防禦網絡。

19世紀初，英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頻繁侵擾新安縣等沿海地區。清道光十九年（1839），大鵬營參將賴恩爵率將士在九龍灣與英軍激戰五小時，取得九龍海戰的勝利。然而積貧積弱的封建王朝，無法抵禦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和蠶食鯨吞。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安縣成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國的首站，成為中國人民抵禦外國侵略與救亡圖存的前沿陣地。

1840年6月，英國軍隊集結香港島北部海面，鴉片戰爭爆發。1841年1月，英軍武力強佔香港島。1842年8月，英國強迫中國簽訂《南京條約》，從新安縣轄屬的領土中割佔香港島。1856年10月，英國和法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10月，英國脅迫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據此割佔了「九龍司地方一區」，即九龍半島今界限街以南部分和昂船洲。1898年6月，英國迫使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租沙頭角海至深圳灣最短距離直線以南、今界限街以北廣大地區、附近大小島嶼235個以及大鵬灣、深圳灣水域，租期99年。這些原屬中國的領土和領海變為港英政府管治之下的「新界」。英國殖民者逐步佔據了原屬新安縣的香港島、九龍和新界，致使新安縣一分為二，形成了現在的深圳和香港區域，深圳地區仍沿用新安縣名（1914年恢復寶安縣名）。

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抗。深圳與香港地區人民不甘屈服，與英國殖民者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1856年12月，新安縣士紳集會，發動民眾封鎖香港，港島中國居民紛紛響應號召，關閉店舖，返回內地。1859年8月，英軍兵艦在南頭登陸，新安知縣王壽仁率將士及鄉勇與英軍展開巷戰，英軍戰敗，狼狽逃竄。1899年3月，中英簽署《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勘定新界。劃入新界的錦田、元朗、粉嶺等地群眾集資購買武器、修築工事、破壞道路、布設障礙，組織丁壯，反對英國強租新界。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日軍南支派遣軍在大亞灣登陸，迅速佔領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區。11月南頭失守，深圳淪陷，日軍在深圳燒殺淫掠，無惡不作，深圳人民流離失所。1941年12月日本偷襲香港，港督楊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淪陷。香港人民飽受戰火摧殘。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後稱「東江縱隊」），活躍在深圳、香港一帶。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在香港淪陷期間一直堅持抗戰。他們組織和發動群眾，破壞敵人的運輸線、開展秘密大營救、與盟軍進行情報合作，協助盟軍對抗日軍。香港民眾熱心支持祖國抗戰,以支援抗戰為宗旨的社團紛紛成立，各種捐獻活動踴躍開展起來，表現出共赴國難的愛國情懷。香港是抗戰物資轉運的重要通道，還一度成為抗日救亡運動中心。深圳與香港兩地人民同仇敵愾，為抗戰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確立了暫時不動香港，維持現狀的戰略。1949年10月，深圳地區解放。人民解放軍止步於羅湖，沒有乘勢收復香港，維護了深港邊境局勢的穩定。

深港合作 開創未來

深圳與香港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嘉慶《新安縣志》卷二「輿地略」之「都里」記載，「現查本籍村莊五百七十有奇，客籍村莊二百七十有奇，分隸於縣丞、典史、兩巡檢屬下」，並收錄了這些村莊的名稱。清嘉慶年間，全縣設4個轄區，分別由縣丞、典史、官富巡檢司、福永巡檢司管轄。其中官富巡檢司管轄範圍大約為今香港全境及深圳羅湖、福田、鹽田（不含梅沙）、龍崗布吉和平湖等地。官富巡檢司管轄村莊495個，約三分之二位於今香港境內。英國侵佔九龍和新界後，深圳、香港邊境地區一些農民的田地被圈在邊界線的另一側，由此產生了邊境農民過境耕作的現象。此外，深圳灣一帶有漁民和蠔民過境作業，在羅湖、皇崗、沙頭角（中英街）等口岸還有搬運工人過境搬運等。雖深港分離，但民眾之間的交流交往從未中斷。

深港邊界早期未設哨卡，兩地的居民可以自由往來。20世紀50年代初，港英政府頒布並實施《人民入境統制（補充）條例》和《1951年邊境封閉區域命令》，在新界北部邊界地區實施封鎖。1951年2月，廣東省人民政府決定實行出入境管理。寶安縣開始對邊境進行封鎖，邊境自由往來的歷史結束。邊民從事過境耕作、捕魚養蠔及搬運等均需辦理專門的證件，接受邊防管理人員的查驗。此後，過境耕作等情況漸漸減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寶安縣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行了艱辛探索，取得一定成績。寶安縣貫徹執行中央決策，在向香港供應淡水和輸送鮮活農副產品等方面發揮了特殊作用。但由於「文化大革命」影響，寶安縣農業佔據主導地位，經濟規模小、企業效益差，物質資源匱乏，人民群眾生活水平落後。香港經濟發展經過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高速增長，70年代已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輕工業製造中心，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寶安縣群眾生活水平與香港居民的差距十分懸殊，邊境地區偷渡逃港風潮禁而不絕。當時流傳着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蚊子蒼蠅沙井蠔。十室九空人外逃，村里只剩老和少」。

改革開放是深港關係發生歷史性演進的關鍵。深圳因改革開放而崛起，民生改善，從根本上解決了偷渡逃港問題。1977年11月,鄧小平視察廣東，聽了逃港問題嚴重的匯報後說：「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1978年4月，習仲勛南下主持廣東省工作。7月，習仲勛到寶安縣調研，與基層幹部、社員交談，詢問群眾生活情況。他指出群眾偷渡主要原因是政策出了問題，農民負擔很重，只要政策對頭，經濟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的問題也就解決了。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1979年初寶安縣改為深圳市。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深圳依靠中央的特殊政策，利用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經過艱苦努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經濟建設和城市建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得以改善，長期困擾深港邊境的偷渡逃港問題，逐步得到了根本解決。

1992年鄧小平視察深圳並發表重要談話，有力推動深圳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歷史新時期。香港作為重要的窗口和橋頭堡，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深圳成為內地與香港合作發展的範本。在深圳經濟特區初創階段，許多港商紛紛來到深圳投資辦廠，成為促進深圳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雙方合作主要體現為前店後廠、三來一補和第二產業。20世紀90年代以後，深港兩地在治理深圳河、兩地通關和第三產業的合作上取得了重大進展。

1997年香港回歸後，開啟了「一國兩制」框架下深港全方位合作的新階段，兩地政府加強了溝通與合作，經濟文化逐步交融。進入21世紀，深港合作在國家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促進國家的改革發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着重要作用。深港合作進入全面活躍期，深港「共同市場」逐步形成，其商品、資本、勞力、服務四大流通的加速，有力推動了深港之間各種經濟圈與創新圈的建設，由此為深港融合，共建國際大都會奠定基礎。深港社會經濟聯繫更加緊密，兩地人員往來更加頻繁，有不少香港居民來深圳工作、生活或購買房屋。深港跨境學童這一特殊群體也隨之出現。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隨着前海深港合作區改革的深化，深港兩地在貿易、物流、創新、文化及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中深度合作。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珠三角9個城市，其中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被確立為區域發展核心引擎。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深圳被賦予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新使命。近年來，香港由治及興，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港兩地正穩步推進不同領域的交流合作，涵蓋北部都會區發展、創新科技、金融服務、教育、旅遊、商貿及投資推廣、前海發展、專業服務、跨境建設、青年發展、環境保護、醫療衛生等。今年8月，國務院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深港合作將建立高效科技創新協同機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打造世界級創新平台和增長極。

值此新安建縣450周年之際，品讀嘉慶《新安縣志》，回顧深圳與香港的前世與今生，感慨萬千。深圳與香港同宗同源，歷史上本為一體。千百年來，歷經滄海桑田，深港兩地依然血脈相連。而今的深圳與香港，猶如兩顆璀璨明珠交相輝映，共同致力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者系深圳市地方志辦公室史志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