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收並蓄，海納百川」——要形容中華文明的寬廣胸懷和包容氣度，再沒有比這句話更合適的了。華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演進歷程，不僅有金戈鐵馬的戰爭場景，更有南北交流、民族大融合的壯麗畫捲。中華文明的演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史詩。而在這個過程中，位於天下戰略樞紐位置的山西，擁有更多的歷史記憶。
從高空俯瞰清晰可見，依山帶河、擁有地形優勢的山西，居高臨下盤踞於黃土高原的邊緣，是任何一股力量東進南下中原、西取河套關中的必經之路。同時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交錯相處最核心的地帶之一。因此，山西大地上自古就是戰爭與和平相間、胡服與漢化交替，在千百年的歷史中，留下了無數雄渾壯闊的政治軍事遺產，以及豐富而精彩的文化藝術成果。
大同古城牆訴說著民族融合的故事（李毅攝）
胡服騎射 南北融合
山西大地的民族融合進程，事實上早在有詳盡文 字記載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從堯舜禹的上古聖君時代，歷經夏商王朝，再到春秋前期山西由古唐國演進為晉國的過程，其實就是北方多個氏族、民族，逐漸融合進主流華夏文明的歷史。
到了戰國時期，隨着生產和軍事技術上的進步，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活動區域日益交錯重疊，從而引發了山西歷史上有文字記載以後，又一輪大規模的民族融合。
世界聞名的雲岡石窟佛像是民族融合的見證
當時的戰國七雄，紛紛通過摒棄不合時宜的制度，變法圖強以興邦。其中效果最顯著、也最為後人所知的，就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史記》曰「趙 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也就是說，趙武靈王通過借鑒學習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治軍事制度，實現了富國強兵，並且在山西的雁門、代郡等地實現了民族融合，鞏固了王朝統治。到漢高祖時期，在經過軍事對峙的嘗試後，漢朝改變了對游牧民族的政策，總結經驗教訓，通過罷兵和親，實現了邊疆的安寧與和睦。
漢以後，從北魏起到遼金時代，民族大融合的進程更是波瀾壯闊。在這段時期，鮮卑族通過漢化，徹底實現了融入華夏文明的進程。而位於大同的明堂遺址、北魏長城，都是這段歷史的見證。其後在唐、宋、遼、金時期，山西都是南北交流以及不同民族間大規模融合的踐行者。進入明代後，為了解決全國多地在戰爭後人口急劇下降的危機，朝廷決定從山西的平陽、潞州、澤州、汾州等地大批移民，充實全國的經濟社會基礎，促成了又一輪南北民族大融合，永遠為後人所銘記。回顧上下5千年的文明進程，山西的歷史，大半就是移民和民族融合的歷史！
民族融合發展的歷史見證——雁門關長城（楊繼興攝）
記憶銘心 樹猶如此
時光悠悠而過，千百年來民族融合進程中的悲歡離合，已經在歷史中淡去。壯闊波瀾漸漸平復之後，給後人留下的，是山西大地上無數的歷史遺蹟、遺址，和精美的文化藝術佳作。每當欣賞著這些珍寶之時，人們的心靈都會不自覺穿行在時光之旅中，感慨萬千，也更加珍惜今天民族融合、安定繁榮的社會環境。
在山西大同，民族融合歷史留下了許多藝術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大同著名的琵琶老店，就是漢高祖時王昭君出塞和親途中駐蹕過的地方。昭君出塞對民族融合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至今仍讓登臨此店的後人感念無比。
民族融合發展的歷史見證——得勝門
而世界聞名的雲岡石窟，就位於大同郊外16公里的武周山南麓。整個雲岡石窟的開鑿歷時64年，以當時東西交匯的藝術風格，將整個北魏的文化、藝術、政治、歷史記錄在了造型生動優美的佛像中。雲岡石窟開鑿的那段時間，正是北魏徹底實現漢化、完成民族大融合的關鍵時期。從這些優美的造像中，即可窺見當時的盛況。附近不遠的北魏明堂遺址，也是中世紀多民族融合、鮮卑族全面融入漢民族，並 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員的見證。
宋、金、元代是山西地區民族融合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從稷山、侯馬、新絳等地出土的大批宋金磚墓中，可以見到精美的戲劇舞台模型，說明這段時期民族間交往對文化交流和藝術創作的促進作用極大。坐落洪洞縣的廣勝寺就以元代的戲劇壁畫聞名。這些壁畫，與遍布全省的3000多座古戲台，都 是民族融合帶來戲曲藝術興盛繁榮的明證；而芮城永樂宮、臨汾牛王廟、霍州署大堂等流傳至今的古建築，更是遼、金時期山西民族交流、民族大融合潮流所留下的藝術結晶。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
名聞遐邇的洪洞大槐樹，更是歷史上南北大遷移、民族大融合留下的深深印記。史傳明代在大槐樹下告別故土、奔赴南北各省的移民數量，多達數百萬。其規模之大、影響至深，世所罕見。時至今日，每年都會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子孫，乃至於世界各個角落的華人後裔，回到大槐樹下，以虔誠的祈禱和訴說，與千百年前的先輩做心靈的溝通，緬懷和謹記民族融合、南北交流的悠久歷史。
山西這片熱土，就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民族融合浩浩大潮的見證者！（楊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