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作為一個從鄉村到城市發展，又從城市回到鄉村的人，作為一名曾經的企業家、如今的農村村支部書記，對於改革開放和鄉村，義烏何斯路鄉村支書何允輝都有著深切體會。改革開放，給他的人生帶來了巨大的改變。

 

　　何允輝從小生活在一個窮鄉村裡，在田間放牛、隨父母勞作，是他童年的所有記憶。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他可能現在還生活在農村，過著祖祖輩輩相同的生活。高中肄業回家，何允輝開始了自己獨自闖天涯的日子，憑藉靈活的頭腦，他慢慢摸索出了做生意的門道。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各種生產要素都處於極度匱乏的狀態，供給極不滿足需求的時候，似乎做什麼生意都能賺錢，何允輝也借著這股潮流，開始了自己的事業。從開始的小打小鬧，到後來的逐漸走上正軌，何允輝的企業和他這個人一樣，一起見證了改革開放的輝煌。

 

　　當何允輝從一個什麼都不懂的農村小夥子，變成一個有資本有人脈的中年人時，恍然發現，改革開放就像上帝手中的鑰匙，為鄉下人打開了通往城市的大門。伴隨著改革開放，眾多村民出來打工，勞動力流出成為一個鄉村能否富裕的基本數據。流出的勞動力在城裡工作，賺取的報酬帶回鄉村，蓋房、娶妻、生子。如果改革開放僅僅只是讓農村剩餘勞動力可以轉移，那麼它的作用就被大大低估了。伴隨著改革開放，相當部分的農村勞動力都留在了城市，他們像城裡人一樣生活、工作，改革開放實際上給了這部分人重新選擇的權利，他們無疑是幸運的，幸運到可以在兩種不同的生活工作模式中進行選擇，更幸運的是，即便選錯了，也不是定終身的買賣，鄉村還可以重新接納他們。

 

　　但是，這只是改革開放對村民帶來的好處，並不是為鄉村帶來的好處。如果把鄉村作為一個有機運轉的系統，單個的村民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改革開放給村民帶來的實在的改變，卻為鄉村的發展留下了隱患（改革前25-前30年）。

 

　　2008年，當何允輝回到家鄉時，發現那個小村莊還是離開時的模樣，甚至比離開時更加不值得留戀。許多村民都走了，或者常年不在家，村莊幾乎沒有什麼基礎設施，村內的路還如同之前那般泥濘，更令人遺憾的是，原本鄰里、村民之間質樸的關係也已不復存在，彼此變得既陌生又冷淡。

 

　　好在當巨大的二元結構擺在政府、專家學者面前的時候，他們也意識到了問題所在。何允輝是一個幸運的人，當他回歸鄉村時，正是政府重新正視農村問題的時候。美麗鄉村建設、鄉村振興運動，都是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政府在這段時間內為鄉村投放了數以萬億的資金，配合大量政策，為了改變之前城市要素機會多於鄉村的狀況。如果說1978-2008年是給鄉村一個走進城市的機會，那麼2008-2018年則是給已經進城的人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重返鄉村。

 

　　這些年的鄉村，無論是從產業結構還是生活方式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改革開放前，鄉村主要以種植業為主。改革開放後，沿海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迅速，許多鄉村都興起了村辦企業，靠手工加工業發展經濟。內陸的一些省份，由於沒有充足的生產需要，眾多村民離開家鄉去外地打工，留在鄉村的那部分人，也開始大面積種植經濟作物。毫無疑問，這些都給農民帶來了增收。2008年後，尤其是在兩山理論提出之後，許多自然條件比較優越的鄉村開始興起旅遊業，以此將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串聯起來，有些村莊甚至做到了三產融合。

 

　　不僅如此，更多的人也選擇了回歸鄉村，鄉村經過這個階段的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從中國人落葉歸根的情節來看，大多數人都更傾向於留在家鄉，原本農村沒有很好的發展機會，留在鄉村需要巨大的機會成本。如今，鄉村相比於城市，有很好的發展機遇，有良好的自然環境以及並不遜色的公共服務，回歸鄉村只是時間問題，而不存在技術障礙。

 

　　改革開放四十年，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要素交換更加流暢，城市還是城市，鄉村亦是鄉村，但是，已經不是原來的城市與鄉村了。當前的改革進入深水區，涉及到上層建築、既得利益區的地方很多；開放也面臨著問題，開放的外部環境並不和諧、開放的層次還有待提高等等，未來的四十年，要面臨的挑戰其實更大。（王學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