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报讯]记者杨福平：广西第一个“三月三”民族假日刚刚过去，笔者应邀参加了当地的一个“骆越王公祭大典”活动，据称，此项活动正是壮族“三月三”活动的一部分。上午的公祭仪式较平淡，由县委书记、县长、政协主席、副县长、文联主席等主要领导亲自主持和参与，大体是巡游、祭祀、放生、宣传骆越文化等。没想到晚上进行的“骆越王节联欢晚会”却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原本以为晚会将会以民歌对唱为主，不曾想，主办方广西宁明县委、县政府节目单上的节目却既有经典的原声壮族大歌，更有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流行歌舞，甚至还特意安排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领导同台向群众献乐，县委书记还亲自当鼓手，参与演奏了好几首动听的流行乐曲，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笔者认为这是真正的官民同乐，真正的传承与创新。至少，有了他们的参与，士气更浓，人心更齐。

　　当今中国，改革是主基调，改革的气氛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微处。改革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来源于民间、来源于传承、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创新的基本方式则是“老元素”加“新元素”，或者“老元素的新组合”。

　　就拿“三月三”来说，它本是壮族人民传承了一千多年的传统歌节。历史上，壮族先民都有在“三月三歌圩”相互对歌的习惯，多以表达爱情或者友情为主。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随着世界民族的不断相互融合，壮族青年已经很少在“歌圩”上示爱，到了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的“壮族歌王”、“壮族歌后”都是些老爷爷、老太太，年青人都“QQ ”、“微信”去了。但是，“三月三”这种“气场”还在，民间习俗还在，如今活跃在“三月三”歌坛的老大姐、老大妈、老大哥、老大爷们仍然以“三月三”为荣、为乐，他们寻求的是一种娱乐身心的方式和“气场”。

　　“三月三”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老元素”，“三月三”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需要改革，需要增添新元素。宁明县的“三月三”活动就是一种创新，一种改革，主办方利用“三月三”这种“习俗”与“气场”，通过加入新元素，向人民群众传达了新的文化内含，传达了党委、政府与民同乐，与民共创丰功伟业的信念和勇气。

　　改革是需要智慧的，更需要勇气。如今，“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写进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写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其中，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服务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根本要义。

　　关于改革的“难”，笔者想举个例子。

　　前几天，与广西某机关的一位朋友聊天聊工作。他告诉笔者，其所供职的是某机关研究室。我问：“研究室近些年都研究什么呀?”“哪有时间研究?领导的讲话稿都写不完。”“领导自己不会写呀?”“领导哪有时间写?他们一天到晚在开会。”“那可否安排专门的人写讲话稿，你们研究室按理就该以调研为主?”“你没在机关干过，你不懂，我们不需要调研，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那能否把你们该干的研究工作交给一些民间机构来做，你们单位出钱就可以。”“你以为这里是香港或者美国呀?在香港和美国，很多有关公共政策的调研、规划、提案一类的项目都会下单给民间机构完成，但是，在我们内地，不行!”“为什么美国和香港行，内地就不行?”“说不清楚，反正，即便在国内的某些改革先行区行，在我们单位，肯定不行。”

　　通过这段对话，我们不难理解中央所倡导的简政放权有多难，政府服务创新有多难，改革有多难。特别在内地欠发达地区，由于官本位思想严重泛滥，即便确实有些想干事的基层干部，他们起初还会尝试着通过调研与思考，形成自己独到的想法和建议，但是这种建议不管合理不合理，顶头上司都有一票否决权，而顶头上司又恰恰不太希望下属有想法(有想法的下属不好管)。作为下属更不敢越级办事或者越级提建议，因为那是官场大忌，多半要被“穿小鞋”。长此以往，很多公务员便不敢再有其他想法，他们习惯了只做“规定动作”，不敢越雷池半步。“所谓改革，那是领导的事，我们只管帮着喊一喊口号就行。”这是笔者哪位公务员朋友的原话。

　　事实上，在中国的个别地方，比如深圳，这种现状要好些，听说当年的深圳市市长李鸿忠就当着很多人的面充分肯定过来自一位基层干部的建议。

　　改革势必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且还包含着间接利益。打个比方，如果改和不改，既得利益集团所得到的利益都是100元的话，他们宁愿不改，因为改动越多，付出就越多，“成本”就越大，而且搞得不好，还要被“穿小鞋”，甚至丢掉乌纱帽。这就是一种看不见的间接利益，这种间接利益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深度推进。

　　宁明县之所以敢于在“三月三”活动中做出一些自选动作，也许只是考虑该活动无伤大雅，未必触及既得利益。当然，也还有其它可能。

　　不过，我们最希望的是这种答案：他们是真正的改革者。

　　我们希望：这样的改革者不被“穿小鞋”。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官越当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