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上旬，全國人大常委會擬授權上海市人大制定浦東新區法規，推動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由此，上海浦東新區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更進一步。6月中旬，中央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短時間內，長三角地區兩項重大改革得以推進，引人遐想。受訪專家表示，不論是浦東新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還是浙江的「共同富裕示範區」，乃至此前深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無不強調著「社會主義」的主基調，這是中國在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之後，進行的更高層次發展道路的探索。 

　深圳浦東建設均進入新階段

　據悉，此次全國人大授權上海人大制定浦東新區法規，比照的是經濟特區法規，這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授權非經濟特區的上海變通適用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如此，則意味着浦東新區雖然不是特區，但上海人大在浦東新區可行使相當於經濟特區的立法權，浦東新區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國家已經在深圳設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為何又在上海浦東設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並且還要授予其經濟特區的立法權？廣東省社科院區域與企業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深圳是最成功的一個經濟特區，作為改革開放的橋頭堡，深圳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大都市，再加上與香港毗鄰，深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可以理解為順其自然的結果。而上海浦東新區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則是因為上海在中國始終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分量，並且上海地區的經濟也確實比較「爭氣」，經濟方面「領頭老大」的地位也是公認的，上海浦東設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也是上海發展到一定程度，達到了「升級」的條件。

　中國城市經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宋丁接受採訪時亦表示，無論是深圳經濟特區還是浦東新區，都代表着早一代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象徵。過去中國的重心更多在促進經濟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現在進入到了新的階段。重大改革要依法有據，深圳本身就有特區立法權，這是深圳改革的法治保障，浦東要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顯然它也需要一些法治上的保障，一些更大的空間，不然起不到引領作用。

　推動整個國家更高層次發展

　有論者認為，基於上海的地位，再從字面上理解，「引領區」的內涵似乎高於「示範區」。對此，宋丁表示，從文字上找區別其實大不必要，畢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已經先給了深圳，如果再用相同的牌子掛在上海，就顯得深圳喝了「頭啖湯」，所以換一個詞來講，這是一種政治智慧。但本質上「示範區」和「引領區」應當是一樣的，它們的內涵是指在國家經濟發展40年後的新階段，由兩個經濟核心去建設一個能與西方直接競爭的發展道路。而這個道路不能單一地用經濟去解決，它一定要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和特徵，以此來推動整個國家在更高層次上發展。也許，未來在浦東和深圳，社會主義的性質會更明顯。

　另外，丁力認為，上海和深圳所發揮的作用也是不一樣的。上海從毛澤東時代到現在一直都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所以上海的浦東新區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確實很可能比深圳的「先行示範區」還要更上一個台階。但總的設計方向還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現有基礎上要有更多的改革空間。過去中央給地方「戴帽子」，一般來說都是通過一個帽子給予一些特殊政策以謀求發展，使得GDP和稅收快速增長。但對於經濟、財政政策均非常寬裕的上海和深圳來講，這些都不太需要了。此種情況下，戴上「引領區」「示範區」的「帽子」，其實是對它們提出了新的發展要求，就是質量的要求。

　在丁力看來，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中印象最深的是公共服務方面。他表示，在中國，描述一個好的社會環境，是用「老有所養、勞有所得、病有所醫、學有所教」等詞語，但對於深圳，國家提出的要求就不是這麽簡單。深圳全面開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是要把深圳建設成為「民生幸福標杆」。要構建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體系，建成全覆蓋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有眾扶。

　丁力說：「這些要求是只對深圳如此，就算近期浙江的『共同富裕先行示範區』也並沒有深圳這麽高的要求。這說明中央對於深圳的期待和要求還是非常獨特的。」

　兼顧效率公平更顯中國特色

　在深圳被設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上海浦東新區被設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後，今年6月中旬，中央又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這意味着浙江的共同富裕示範區也擁有了明確的框架。

　眾所周知，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深圳與浦東改革的「升級」，再加上浙江的共同富裕示範區，或許說明了中國的改革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宋丁認為，黨的十九大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戰略框架越來越明晰。特別是去年，中國已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畫上了一個圓滿句號，意味着中國必須向中等發達國家的方向邁進，中國原有的發展模式和道路應該有一個與時俱進的變化。而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也很明確，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現在中國已經在解決這個矛盾的道路上越走越深，不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示範區」「引領區」還是「共同富裕示範區」，應當說都會在解決這個矛盾上下功夫。

　宋丁表示，不平衡的本質就是不公平。不公平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是機會的不公平，比如像廣東招商引資，企業家肯定都是希望在珠三角，而不是粵東、粵西、粵北。政府在這方面又沒有給予及時的引導，於是人、物、財都往珠三角去了。其次是政策的不公平，因為經濟發展有落差，公共服務就不能實現均等化。公共服務不行，又加劇了貧困地區的人才流失，導致大家都擠在大城市裏。要解決這些問題，其實就要歸於效率與公平的關係。中國長久以來為了效率犧牲了公平，而現在公平的呼聲越來越突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效率與公平是無法兼顧的，但社會主義應該要努力做到這一點。

　北歐的挪威，是一個效率與公平統一得較好的地方。丁力表示，挪威有一個國家主權基金，出口石油換回美元後，就進入國家主權基金，用來解決國民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發展。中國雖然沒有挪威那麼幸運，有那麼多石油和天然氣來賣，但中國有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這個完全可以拿來解決中國老百姓的公共服務問題。比如央企的部分股權就交給了社保基金，這就是中國特色了。相信未來解決矛盾的路子會在這方面有更多突破。（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