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緬甸執政黨領導人昂山素姬、總統溫敏及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一些高級官員被軍方扣押。軍方宣布實施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並任命副總統、前仰光軍區司令敏瑞為代總統，並稱敏瑞已將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移交給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大將，待國家緊急狀態結束重新舉行大選後，國家權力再移交給新當選的政黨。
緬甸軍方強調，「在民主大選期間，選民名單中出現了嚴重舞弊現象，這將無法保證我國民主制度穩定運行」，「除非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否則該問題將成為我國通向民主的障礙。」
針對緬甸政局動蕩，美國正式定性為軍方「政變」，還宣布暫停了援緬撥款。七國集團也發表聲明譴責緬甸政變，「對拘留政治領導人和民間社會活動家，包括緬甸總統溫敏和國務資政昂山素姬，以及針對媒體的行為深表關切。」
拜登批評緬甸軍方的行為是對民主化和法制的「直接攻擊」，呼籲緬甸軍方「交出政權」，釋放被扣押的政府官員和活動人士。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和國務卿布林肯先後要求緬甸軍方和所有其他各方「遵循民主規範和法治原則，釋放今天被扣押的人」。美方警告，「過去十年，基於緬甸的民主發展，美國取消了對緬甸的制裁。如果這一進程遭到逆轉，我們有必要審視制裁的相關法律，並將適時採取行動」。
然而，緬甸軍方並不買賬，不僅未按美國要求釋放所有被扣押的人員，反而提起了法律訴訟，指控昂山素姬違反「進出口法」、溫敏違反「自然災害管理法」。
面對壓力，緬甸軍方出此下策有難言之隱。緬甸現版憲法係2008年由當時的軍政府起草，憲制設計明顯維護軍方特權。根據這部憲法，軍方擁有阻止修先的否決權，還以曾與外國人通婚為由，限定了昂山素姬不得擔任總統，從法律上確保了軍人得以干政。
2015年，民盟在大選中取得歷史性勝利後，開始尋求憲政改革，與軍方明爭暗鬥。去年11月，民盟在大選中更是勢如破竹，贏得了83%的議會席位，而軍方支持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僅獲7%席位。軍方擔心，昂山素姬和民盟坐大後會加快修憲，削減軍方勢力，威脅軍隊將領的地位和財產安全。
顯然，軍方發動政變的理由令人難以置信。在歷時十年的有限政治開放後，緬甸又回到了軍統狀態。與過去軍人干政如出一轍，所謂緊急狀態很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其可能產生的後果值得關注。
首先，由於歷史矛盾、缺乏互信和政治經濟利益糾纏，長期以來，緬甸民族和解進程一步三搖。這次政變後，少數民族地方武裝或將趁勢終止與政府簽訂的停火協定，部族衝突擴大，甚至引爆較大規模的戰亂。
第二，新冠疫情惡化。隨着政局持續震盪，戰亂擴大，一些人會流離失所，人口流動很可能導致新冠病毒蔓延，甚至疫情失控。
第三，經濟深度衰退。緬甸政變後，各銀行以當前政治形勢下網絡連接不佳為由暫停所有金融服務，政局的不確定性將為已步履維艱的國家經濟帶來更大的損害。
緬甸經濟更大的不確定性因素是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可能實施的制裁，不僅會制裁包括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這樣的軍方控股大公司，還將施壓所有大跨國公司不與給軍隊貢獻了巨額財富的企業集團做生意。
美國還可能動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擴大制裁名單，並向亞洲合作夥伴，尤其是新加坡施加壓力，切斷被制裁的軍方人士與緬甸最大投資國新加坡金融機構的業務往來，並藉助恢復奧巴馬當時廢除的《翡翠法》等其他措施，進一步限制緬軍創收能力。
毫無疑問，制裁將重創緬甸軍方、乃至國家經濟。
中緬是傳統友好鄰邦，北京與民盟關係融洽。中方提議建立的「人字型」中緬經濟走廊，打造三端支撐、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正是2017年民盟執政後敲定的。昂山素姬本人也曾兩次赴京參加「一帶一路」論壇。
緬甸自然資源豐富，在「一帶一路」戰略中位置重要，是中國自然資源、區域經濟整合以及實現兩洋戰略的重要突破口，對中國既有經濟利益，也有戰略意義。
毋庸諱言，中國需要緬甸是一個穩定的正常國家，緬甸政局動盪不是中國願意看到的。不管緬甸誰當政，中緬共同努力推進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民盟上台後，作為緬甸的實際領導人，昂山素姬在削軍權和推動真正的民主改革方面做得很少，並在黨內擁有巨大的權力，蔑視新聞自由，還常常為軍方的暴行辯護，未能在緬甸加強民主機制建設，建立民族堡壘。如此種種，令西方國家大失所望，為爭取緬甸民主而素有「人權鬥士」美譽的昂山素姬跌下神壇，深陷爭議之中。
有分析指，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印度、新加坡、泰國，甚至七國集團成員日本不會積極響應美國對緬甸軍方強硬施壓的要求。與這些國家相比，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及歐盟與緬甸的戰略和經濟聯繫有限，加之美歐自身又面臨巨大問題，尤其是美國，已很難以國際事務道德仲裁者自居，打壓緬甸軍方恐選項有限。
不過，儘管美歐對昂山素姬有千般不滿，在西方國家眼裏，緬甸政變畢竟是一種民主倒退。為了防止這個國家進一步倒向中國，美國會繼續團結盟友採取反制措施，爭奪對緬甸的影響力。
實際上，中國與緬甸軍方的關係比較微妙。緬甸軍頭並不想完全倒向中國。當初，也正是軍方支持的前任總統吳登盛終止了密松大壩項目，並逐漸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開放，期望通過政治開放向西方國家示好，其背後的一大動因就是擔心國家日益孤立，不得不過度依賴中國。
對此，北京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