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基建”为代表的这一轮投资，不能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要积极引入民间资本，最终落到激发民间消费和投资上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对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冲击尤其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投资项目受施工天数明显减少、开复工率普遍较低等因素影响，1月份-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31.5%，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0.3%，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3%。

　　以往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稳投资”常常能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当下，稳投资同样也是缓冲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抓手，是目前加大逆周期调节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可以看到，近期央地纷纷出招扩大有效投资。

　　一方面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进度，另一方面，加快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开复工。此外，近期基建项目的批复速度也在提高。截至目前，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基建项目已达2286.05亿元，比2019年同期多了930.29亿元。地方上更是加码稳投资，目前已有25个省区市公布投资规划，2.2万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9.6万亿元，其中2020年度计划投资总规模7.6万亿元。

　　更重要的是，与传统基建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和机场)不同，新一轮大规模投资计划，除了补短板、强弱项的重点工程外，更加重视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新基建”对稳经济、稳就业的作用毋庸置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基建的短板突出，投资潜力很大。基建投资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明显，也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经济和就业新增长点。

　　毋庸讳言，面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扩大投资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关键一招。但需要厘清几个问题：

　　第一，稳投资在追求速度的同时，必须注意投资效率。就长期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而言，随着投资边际效益的降低，基建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效益也在逐渐减弱，大规模基建并非促进经济增长的“济世良方”。虽然宽松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决策者和市场的共识。但如果不能扭转基建政策的“观念套路”，也会产生新的风险。

　　二是要解决投资资金从何而来的问题。近年来，国内一般公共预算的收支缺口日趋加大，2019年达到4.85万亿，大大超过了2.76万亿的名义赤字规模。突发疫情更是加大了收支剪刀差，一方面支出大增，另一方面税收收入减少，后续还可能会进一步减税降费。在这种情形下，中央适度加杠杆减轻地方债务压力或为更好选择，赤字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当然，除了政府投入外，需要出台精准措施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1月份-2月份，国有控股投资同比下降23.1%，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6.4%。

　　研究日本上世纪90年代宏观政策效果可以发现，经济陷入衰退后，日本由于长期偏重基建造成公共投资的效用降低。而过度的公共投资增加了劳动力和资金需求，又间接推升民间投资成本，反而产生挤出效应。

　　2001年-2006年日本采取了结构性改革，减少政府干预，缩减公共开支，采取鼓励私人部门研发和投资、更多行业引入市场竞争、提升社会活力等措施，虽然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公共投资持续负增，但私人投资逐年回升，经济随后维持了较长的景气。

　　日本的经验表明，要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最终还是要摆脱对基建的长期过度依赖，回到激发民间消费和投资上来。从历史经验来看，有专家提出的“专项债+PPP”组合模式不啻为一个好建议，这不仅有利于民营企业参与专项债工作，也可提高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

　　□周子勋(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