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赵城金藏》，从诞生至今近千年，历经战火纷飞、岁月磨砺。
崔法珍断臂募刻近三十载，方有此书;蒋唯心冒险登舟，才有后来引发学界震动的《〈金藏〉雕印始末考》;史健率领八路军战士浴血抢救经卷，才有今日四千余卷《金藏》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之初，若非各方重视、捐助，部分经卷可能难以得到及时抢救，遭遇不可逆的毁损……几乎每一步都不容有失，幸好，每一步我们都未错过。
在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外，研究《金藏》30余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说：“不要光凑热闹，光听故事。我们当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事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资料。”这或许是对故人以青春和生命促成、保存、修复的这部古藏的最好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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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城金藏》是靠着一个又一个人的虔敬，才存留到现在的。
如果没有崔法珍和信众的虔诚发心，就没有之后历时近30年《金藏》(又称《赵城金藏》)的雕版刻印;如果没有范成和尚的求访，没有蒋唯心的冒险登舟坚持前行，就没有《金藏》的发现和关键研究;如果没有八路军驻晋将领史健的敏锐眼光，没有战士们的舍命相救，《金藏》也不能传承至今。
1949年，这些黄卷赤轴的经卷被运交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保存时，它们已经千疮百孔。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有关《金藏》的修复工作历时16年，才有可能为上世纪80年代重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提供主要底本。
“大藏经”，即佛教经典总集，《金藏》则是迄今为止尚存于世的唯一一部金代大藏经。由于《金藏》是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从两汉之际到北宋间，历代佛教僧人翻译佛典的集大成者，宋太祖开宝四年开始雕造——记者注)的覆刻藏，有它的存在，后世才有机会一窥《开宝藏》的面貌。
这缕文脉飘摇千载。最终，在那些看似偶然的历史的眷顾中，亦脆弱亦坚韧地走到我们的时代。
诞生
《金藏》从诞生的那一刻，就蕴含着许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细节。比如，为什么会有崔法珍那样的人苦苦修行，从约1149年至1173年断臂募缘近三十载，只求印一部大藏经?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便开始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金藏》的研究上。据介绍，传世文献中关于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
《永乐大典》等文献都辗转引用了已经亡佚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的内容。其中是这样介绍雕造《金藏》发起人的身世和主要事迹的：“金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以经版达于京师。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赐紫衣宏教大师。以弘法寺收贮经板及弘法寺西地与之。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篆额。”
这些线索证实了《金藏》是由崔法珍发起雕造的。她曾刷印了一部大藏经进献给当时的皇帝金世宗完颜雍，并在圣安寺受戒为比丘尼，还因为这些献经板的行动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可惜记载这条资料的原碑，在明代中期就遗失了。
1996年，李际宁从馆藏《碛砂藏》的题记中发现了一条资料，经过研究，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岁断臂出家。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李际宁认为，题记正是照录了赵沨碑的文字。赵沨，即是前文提到的金朝“秘书丞兼翰林修撰”。关于崔法珍的事迹，赵沨所记载的内容是一手资料。
2016年，李际宁又对山西绛县太阴寺发现的《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进行研究，更详细地介绍了崔法珍出家的因缘，并提出经板雕造是与多家寺院合作，以及太阴寺一派法脉在雕藏中的作用。二者相互印证，丰满了《金藏》诞生年代的故事。
断臂，可能是当时民间为表虔诚之心而选择的一种修行方式，今天看来早已不是符合现代文明的做法。但这也可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为什么崔法珍肯将人生中最好的时光，全部用来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
对当时的山西南部，民国时期学者、《金藏》研究的关键性人物蒋唯心曾用8个字来形容，“物力富饶，民心好佛”。“佛教由印度发源，通过丝绸之路传至甘肃后分为两支，一支正是由北至山西后向南发展，直至河南。”李际宁还介绍了另一个重要背景：早期造纸用麻纸，山西出原料且手工业发达，造纸术、印刷术都与之有关;我们见到早期印刷的典籍，保存下来的，很多出自山西。
《金藏》原本印了多少份，如今已无从知晓，但是这个数目不会太多。汉文大藏经的形成，起于公元五至六世纪末的南北朝时期，且以官修的形式发展起来，雕造刊印大藏经的权限被掌握在官方手里。北宋开宝年间，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诞生了，此后也有民间集资雕印的功德藏。每一次雕造都要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大藏经历代以官修为主的原因之一。
雕造一部大藏经太不容易，崔法珍的发愿和坚持，才更难得。
《金藏》并不因为是一部民间的功德藏就“粗制滥造”。正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所说，佛前五供，若是没有鲜花、水果，也可以供一碗清水。当时的民间信众，拿出了他们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来造这部大藏经。
仅仅有发心不够，《金藏》不会凭空产生，它需要一个底本，去雕版，然后印刷。提到《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藏，正解释了这个“底本”的问题。
李际宁介绍，虽然《开宝藏》是佛教界有影响的大藏经，但当时对文物的概念与今天不同，人们并没有把《开宝藏》看得那么珍稀，何况当时距离北宋灭亡并没有过太久。民间发愿，写板易出错，时间又太长，不如赎买一套开宝藏来翻刻，性价比最高。
“把字(《开宝藏》)打到木板上，把表面的纤维搓掉，字就贴到木板上了，然后再刻。”李际宁描述覆刻过程，“所以说，毁一部《开宝藏》，刻一部《赵城金藏》，化身百千。”当时的刻工没有太多文化，连《开宝藏》的题记、写着哪些官员做了什么工作的内容全都刻进去了。
《金藏》的版式、字体，跟《开宝藏》是一样的。李际宁解释道，《开宝藏》是一个“祖辈”的大藏，影响到了《金藏》和朝鲜半岛的《高丽藏》。而今天想研究它，全世界只剩12卷，于是通过仍存世4813卷的《金藏》来反哺《开宝藏》的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了解《金藏》的基本信息，“依千字文编帙，自天字至几字，凡有六百八十二帙。几字帙收万善同归集，示功德圆满之意，旧刻殆即止于此”(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中国佛教大藏经原本是没什么规矩的，发展到唐代开元年间《开元释教录》推行后，古版大藏经都是按此系统组织的。《金藏》绝大部分版式为每板23行，每行14字。此后经历散佚、补雕和抄补，版式有不统一的部分，也有此故。
《金藏》名字中的地名——山西赵城县(今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并非它的刻造地点，真正的刻造地点是在距赵城不远的解州(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西十公里的静林山天宁寺，由“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之所以名叫《赵城金藏》，是因为1933年在赵城广胜寺首先发现的这个印本，是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年间(1160～1264)在燕京刷印后，将散页运到赵城，由庞家经坊粘合装裱成卷，并在每卷卷首加上了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一幅。很多人误以为扉画上写着赵城广胜寺便是广胜寺印刷的，其实不然。
李际宁说，《金藏》在广胜寺被发现，在西藏萨迦寺也有550卷，“是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派人去慰问时发现的，550卷只是很残的一部分，可窥一斑。因此不表述为《开宝藏》是孤本，只说它传世极其罕见”。
佛教典籍专家、编辑《中华大藏经》的核心学者童玮在《〈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一文中讲到：“《赵城金藏》不仅保留了数千卷几乎散失殆尽的开宝藏本和辽藏本的复刻原貌，而且还有少数卷帙的辽代坊刻本在内，为研究佛经版本、校勘和木刻雕印史提供了珍贵史料，可谓’稀世之珍’。”
重现
《金藏》有命运里的“贵人”，在它寂寂无名时，在它九死一生时，总是遇到了对的人。
在《金藏》被发现前，无论是寺院还是学界，都缺大藏经。李际宁在《发现〈赵城金藏〉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梳理了发现它的历史和经过。1930年，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在山西救旱灾考察时，发现了罕见的宋元版《碛砂藏》，于是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筹款影印这部大藏经。
但是，想要编纂这部以宋元古本为底本的大藏经没那么容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凑齐一部完整的大藏经?1931年10月，一位关键人物加入了影印宋版藏经会，他就是范成法师。配补缺卷成了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范成也是其中一条配补的“业务线”。当他扩大调查范围，于1933年夏天来到广胜寺时，发现了“无上法宝”。
李际宁将范成法师定义为“从文物角度，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大藏经的发现者”。这位发现者整理经卷时，曾劝说村民将经卷交还，也曾出资回购，总计300多卷。因为在这以前，很多村民到寺里去游览时会顺手取走，糊窗糊墙;也有人觉得这经卷在家能消灾降福，于是也保存零星几卷在家;更有商人、私人收藏家将经卷贩卖至外地。
1934年，范成在广胜寺上寺整理调查后，得到的数字是4975卷。这些经卷对1935年《宋藏遗珍》的影印出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范成法师及当时一众重量级学者仍对广胜寺这部大藏经的复杂性感到困惑。他们还未弄清这部大藏经的结构、规模、主持刊雕者、助缘人、刊刻年代、地区等情况。
这时，蒋唯心出现了。
1934年秋，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始人、院长欧阳竟无，派弟子蒋唯心亲去广胜寺调查这本古本大藏经。一路上，他的经历堪比探险小说，后来，蒋唯心将这段经历写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的开篇：
“今秋，余谨衔师命，前往检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关，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霁，赴河干唤渡，时风势未戢，舟子不敢应。适有临汾、洪洞二客，归期急迫，冒险登舟，余即提箧随之。缆既解，浪涌舟横，橹楫失效，拕工罔措，惟禁同人转侧，听其飘流。东下约二十里，始着浅滩，四顾荒野，无援手者。舟子勉曳舟就岸，余随众缘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后遂致目疾，山居数十日不愈，书生诚无用哉。”
前后总共用了40多天，但书生并不“无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蒋唯心展示出了他极大的学术天才。李际宁认为，蒋唯心调查报告最核心的学术价值，反映在他将本部大藏定名为“金藏”。蒋唯心在考察辨证了相关史料后，首次将有关崔法珍的史料和这部大藏的刊雕历史结合了起来。此外，蒋唯心推测全藏应有7000卷左右，而后来在赵沨所写的碑文中发现崔法珍运到中都的经版是6980卷，证明蒋唯心的推测相当准确。
“蒋唯心的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揭示《赵城金藏》最全面、最科学的一篇文章，是奠定《赵城金藏》今天研究的基础。”李际宁说。范成和尚有首发之功，但蒋唯心才是《金藏》的真正发现者。正是他的发现，才奠定了这部大藏经真正的文物价值和学术地位。
令人唏嘘的是，这样一位学术天才，1935年年底奔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校验《洪武南藏》，途中被土匪绑架，夜里想逃跑时不幸被杀害。一个伟大的人物就这样消逝于虚无。
抢经
蒋唯心这份天才般的研究结果，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同时引起日本学界的注意。1934年，日本学界整理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刚刚印行。可想而知，此时中国宣布发现《金藏》，对他们是何等的震撼。
彼时距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只有3年。日寇在山西期间，一直谋求抢夺《金藏》。《金藏》在劫难即将来临时，遇到了又一位关键人物：当时太岳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40年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原名李维略)。抢救时间发生在1942年2月。
1986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原太岳第一地委书记高扬文等当时一批与史健共同战斗的老同志撰写的《追忆史健同志》一文。文中概述了这段“抢经”的历史：
“1942年春，史健得知日寇企图抢劫广胜寺《赵城金藏》。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拖运回来。因事关宗教政策，他立即向区党委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批准后，史健作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分区基干营和洪赵县游击队、地委机关同志与群众密切配合，夜入广胜寺，从日寇的虎口下夺经。大藏经有4000多卷，全部人背马驮，安全运抵地委机关。还未来得及运交区党委，便碰上日寇大扫荡。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于是这些宝物随队伍与日寇周旋。后在薄一波、陈赓、牛佩琮等领导关注下，历经6次转移，于1949年4月运抵北平，经当时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批准，交给北平图书馆保存。”
为了还原这段历史，史健之子李万里耗费了近40年的时间。李万里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不断挖掘八路军当年保护《金藏》的历史真相，试图以一力与伪史“死磕”。“抢经”过程的历史亦有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佐证。
纸上数行字，故事的背后却并不简单。无论是日军抢经消息的获取，还是史健对文物保护的意识、战士的冒险抢救，只要有一步行差踏错，《金藏》或许就不会是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国之瑰宝，而只能充满遗憾地望洋兴叹了。
当年提供抢经情报的人是穆彬，原名马殿俊(曾任太岳区第二地委敌工部长)，当时受史健派遣，潜入临汾日寇69师团任情报班长。李万里访谈当时的太岳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时，张天珩说：“残酷的‘反扫荡’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高度的警觉。那时切肤之痛关注的都是敌情调动和军火粮草，为解生死之忧或伺机夺取，文化教育类信息往往不关心也排不上队。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根据地干部普遍文化素养不高的当时，稍纵即逝难能可贵。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眼光尤为难得。”
李万里说，这批经卷虽然珍贵，但是“当年保护也就保护了，非专业的驻军，每天的任务就是打仗，擦肩而过也不会被追究”。史健能作出这样的决策，有其特殊的渊源。史健本人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父是开明士绅，曾创办女子小学和县里第一个图书馆，还曾任当地劝学所所长多年，雅好收藏。
抢救经书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请上级批准，否则弄巧成拙就是“破坏统一战线”。赵城一共有两座寺庙，兴唐寺比广胜寺大。李溪林接到史健通知后，先派县游击大队长徐芳生去兴唐寺调查，扑空了，方知经书在广胜寺。
于是，李溪林带着徐芳生和警卫员赶往广胜寺。然而，住持力空和尚一开始态度很冷淡，面露难色道：“太原失守前，一战区中央军卫立煌的中将军长亲自来找我要经，我没给。太原沦陷后，二战区阎长官派师长来要经，我也没给。”李溪林等人跟他说明，据可靠情报日寇马上要来抢，军情急切，刻不容缓。最终，力空和尚同意给经，但只肯亲手交给朱总司令。
抗战初期，朱德曾率队在赵城县马牧村住过，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李溪林劝力空和尚说，朱总司令在千里之外的太行山，先把经书运到根据地，再让朱总司令的秘书补个借条送回来。力空和尚才勉强同意。
当时除广胜寺东北方向有山路可通根据地，其余均有日军驻扎，陷于敌人包围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抢运任务定在夜间紧急执行。经卷被藏在三米多高的大佛基座里，从晚8时到凌晨12时左右，全部安全运出。
在撤退的过程中，部队曾与日军发生交火，有多名战士牺牲。我军没有恋战，将经卷直接运到根据地内安泽县的亢驿村，当时这里是太岳第二地委的机关所在地。史健当时就在进出根据地的隘口石门峪迎候经卷，靠前指挥，以防不测。
“今天知道这是文物，但当年的普通人并不理解。领导人要带着强烈的历史感(与战士)说通这件事，恐怕不容易。”李际宁说。在当年转移经卷的过程中，确实有小战士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还将经卷空白处撕下订成本子，史健发现后极其痛心，称谁再损害必须受纪律处分。
但也是这批小战士，背着经卷辗转于崇山峻岭中。渡河时，先遣队拿着树枝探深浅，将经卷顶在头上，生怕弄湿它。战士们背着重重的行囊，有时候几天都吃不到粮食。但保护这些经卷是军令，它们躺在战士的背上，就像他们的粮食、水和枪支弹药那般重要。
面对日军的频繁骚扰，经卷没有如计划般运抵延安，而是存在了山西沁源县山区的一个废弃煤窑里。这里是太岳区的核心根据地，也是运往延安的必经之地。
修复
多番转移，虽然在特殊形势下保住了经卷，但因条件简陋，等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将《赵城金藏》移交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文物情况已不乐观。经卷受潮，很多经卷长满黑霉，粘连在一起。杜伟生形容：“从外观上看就像一根木炭，硬得就像一根木棍。”
1949年5月14日下午4时，北平图书馆专门为《赵城金藏》修复工作召开展览座谈会。会议由北平图书馆代馆长王重民主持，于力、范文澜、王冶秋、马叔平、向觉明、韩寿萱、周叔迦、巨赞法师、晁哲甫、季羨林、张文教、程德清、赵万里等一批与《金藏》有关、或对古文献有研究的官员、重量级专家出席了会议。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赵万里提出的“保存原样”，即整旧如旧，最大程度保存书本身的“时代背景”，而非一律改为新装。等待修复的，除了这批转移来的经卷，还有北平图书馆此前收购的192卷，和其他私人收藏的二三十卷。
修复工作进行得不易。当时经费很少，连找修裱用的纸张，都要靠巨赞法师、李济深和其他社会名人向香港等地的海内外人士募得捐助。直到1950年6月，修复用纸才准备完毕。
找合适的修复人员更难。新中国成立之初财政紧张，不得不考虑支出。原本有4人参加修复工作，每人每月以180斤小米为工资。但是因为要修复的古籍藏书太多，全馆人手不足。当时很难谈得上对古籍修复进行大规模的人才培养，《金藏》修复人员一度减少到1人。1957年，这种情况还引起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李一平的不满。李一平在政协会议上公开批评北京图书馆的工作，“再这样下去，这部有名的藏经就会霉烂完了”。后来，文化部批准增加裱工3人。杜伟生介绍，当年为了找经验丰富的修复人员，图书馆四处物色，到琉璃厂请来了很有经验的老师傅。
这份工作从1949年7月到1965年，用了近16年的时间，只留下了一册“金刻赵城藏修理簿”，仅记录了从书库中取走了几卷《金藏》。
李际宁认为，在当年人员、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承接这么大型的文物保护项目，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不可以苛求前人，但是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前进。比如，有的经卷碎成两截，不同的人修不同的部分，但是一个经卷修完了，却变成了两件。
由于被选作新编《中华大藏经》的主要底本，《金藏》更加声名大噪。今天，《金藏》从诞生到修复百转千回的故事，也成了各方感兴趣的热点。但如李际宁在讲述《金藏》发现始末的文末写的那样：“《赵城金藏》发现至今，历史距我们并不算太远，但是，一段学术史已经‘模糊’得难以辨认了。以讹传讹的‘故事’广为传诵，历史走样，真相‘遗失’。”
有人对学术成果不加严格考证，就否定蒋唯心的研究;而就八路军抢救《金藏》的一段，则有各色演绎。李万里去实地调研时，也见过为了证明本村曾存放过经卷、争抢“红色旅游”的名目，一些含糊其辞、往自己脸上强行贴金的现象。
《赵城金藏》的故事很热闹，但里面充满了需要仔细研究的东西。“不要光凑热闹，光听故事。”李际宁说，我们当“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事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资料”。从称呼上，外界愿意说《金藏》是国图四大镇馆之宝之一，但李际宁觉得，国图可堪被称为“宝”的古籍不胜枚举，“我们更喜欢叫重要馆藏”。
此前限于公布资料的手段有限，如今数字化之后，《金藏》的文献研究才刚刚开始。实事求是地用学术的方法做好研究，用平实的心态了解《金藏》的来龙去脉，或许是对故人以青春、生命来促成、保存、修复的这部古藏的最好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