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3.8國際婦女節中，我們可以看到鋪天蓋地的“女神節”、“女王節”宣傳。除去這些詞本身具有的商業氣息之外，我們也可以直接感受到社會對于女性稱謂的改變，而對于一個群體稱謂的改變也反映了對于這個群體態度的改變。對于這樣的稱謂指代，我們或許可以質疑，究竟什麼樣的女性可以被稱作“女神”、“女王”？而在這些稱謂的背後，又存在着怎麼樣的范式化或理想化的女性形象？

 

相較于較為平面化和單薄的“女神”或“女王”稱謂，許多導演在其作品中詳細地描繪了他們理性中的女性，但是導演們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所作所為在今天的社會是否適用，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這些角色背後所蘊含的價值觀？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分析電影《阿甘正傳》中的兩位女性角色形象，並討論導演賦予兩位女性角色的不同價值觀，最後我將試圖將導演的價值觀放入當今社會以作檢視和探討。

 

 

《阿甘正傳》作為1990年代的經典電影一直被影迷所津津樂道，其中主角阿甘的一生與美國歷史上發生的大事件相互影響與串聯，塑造了個性鮮明，受到眾多影迷喜愛的主角阿甘。與阿甘相比，女主角珍妮則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角色。珍妮在年幼時受到父親性侵，為實現自己的歌手夢在夜場裸體駐唱，之後參加黑豹党、反越戰等運動，之後更是染上毒癮，與阿甘短暫重逢後成為服務員生下與阿甘的孩子，在影片最後與阿甘相見並結婚。與阿甘在各種運動和戰爭中的懵懂和服從不同，珍妮在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後卻顯得傷痕累累、自我迷失，以至于終其一生都在追尋自己內心的平靜。而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珍妮的美好回憶都是與阿甘在阿拉巴馬共同度過的時光，另一方面，導演對于珍妮離開家鄉後的描寫則充斥着混亂、迷惘，與絕望。甚至，在影片的最後，導演試圖讓珍妮獲得解脫和救贖的方式都無法脫離保守的組成家庭，誕下生命的模式。在影片發生的保守的阿拉巴馬州小鎮，女性的價值依然與家庭息息相關，女性的社會責任仍舊是回饋家庭，而非去社會上追尋自己的夢想或價值。與該價值觀最為接近的，是阿甘的母親。在影片中，阿甘的母親擔負起了將阿甘養育成人的責任，並且努力讓這個缺少父親的家庭變得完整。如果回顧影片，我們會發現阿甘母親的行為與選擇都與阿甘息息相關，包括為了讓阿甘可以去正常學校上學而與校長發生關系；換言之，阿甘的母親很少為自己考慮而作出決定。當然，基于阿甘母親個人擁有的優秀品質，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阿甘當兵和外出的那段時間里，阿甘的母親也會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導演並不想花費過多的筆墨來講述那些故事，這也讓阿甘母親成為了被掩蓋的角色之一。

 

 

因此，我們會在影片中看到這樣鮮明的對比：離開家鄉，沒有組成家庭的珍妮命運多舛；而一直留在自己家庭的阿甘母親則收獲了眾人的愛與尊重。但是，更值得留意的是，作為男性的阿甘則可以在外界社會與回歸家庭中自由切換。在戰爭後回到家鄉的阿甘可以選擇出海發展捕蝦行業，在母親彌留之際回到家庭而不受到任何“為什麼阿甘沒有擔負起照顧家庭”的指責。在這樣的角色塑造和劇情背後，是導演對于某一種“理想”女性行為的肯定，和對于某種女性范式（norms）的建立。對于珍妮與這種女性范式相沖突的行為，導演給予了珍妮相對應的懲罰與污名化，包括將反戰團體描寫成缺少教養的享樂主義者，最後更是死于艾滋病。結合珍妮早年經歷來看，她對于親密關系，以及家庭的不信任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導演並不打算給予她彌補的機會，于是在珍妮與阿甘組成家庭後仍然安排了她的死亡；另一方面，在影片的開頭，珍妮祈禱她可以成為一只小鳥，然後飛離她原來的地方，獲得安全。這讓珍妮顯得脆弱且始終需要帮助，由于珍妮被描寫成一個受到欺壓與侮辱的角色，導演也剝奪了她通過自己努力獲得幸福的權利，在珍妮最迷茫的時候，她需要回到阿甘身邊來獲得力量；在她生命的最後，她依然需要作為男性的阿甘來給予她安慰。

 

 

在女性可以獨立追求個人事業的今天，傳統的“女人應該回歸家庭”的價值觀似乎不再受用。但是，在社會資源進一步被壓縮的今天，提倡女性應該“做好女性該做的，做個好母親、好妻子，不要來社會上和男人搶地盤”的范式似乎又再次冒頭。而對于堅持努力工作的女性而言，她們仍然被期望“完成家庭責任”，包括但不限于做家務和照顧孩子老人。可以說，這樣的新范式的建立使得家庭不再是以合作的形式存在，而是家庭成為讓男性利用社會范式來要求女性行動的地方。當家庭責任與女性相互綁定之後，男性便可以利用這樣的固有概念去擠壓女性平等權利的空間。而與過去的家庭模式不同，在男性不再是唯一的家庭收入來源的今天，女性也應該要求男性分擔一部分的家庭責任。家庭不應該是你強我弱，你弱我強的性別斗爭，而應該着眼于相互理解和共同承擔。

 

同樣，對于將女性視作需要保護的存在也限制了她們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在女性選擇某些職業時，社會往往會采取質疑或否定的態度。對此，我們或許看到近日MMA選手張偉麗的態度，在她選擇這樣一個與傳統女性形象截然相反的職業之後，許多人在認可她的實力的同時也表示她缺少了女性的陰柔之美。這樣的評論背後，傳遞出了男性將女性視作需要保護的對象，而否定其他形式女性美麗的態度。正如同張偉麗所說的，女性可以有很多面，男性也同樣可以有很多面；然而社會會選擇其中的一面加以強化和巩固，對于試圖冒犯這樣范式的行為加以斥責與反對。雖然張偉麗的突破和成就為後人作出了榜樣，但是我們仍需要意識到，這樣的通過自己努力獲得超越性別歧視的女性還是少數。當我們不再對張偉麗這樣的“女格斗家”表示出震驚，並尊重每個個體選擇自己職業的權利時，我們才是認同女性也是獨立、強大且自信的個體，不再需要依賴他人獲得成功和幸福。

 

 

在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可以欣喜地看到女性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實現自我價值，但是，在女性通過自身努力獲得成功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忽略社會固有“范式”對她們所施加的禁錮和枷鎖。與《阿甘正傳》中所描繪的社會不同，今天的人們在經濟更為發達的社會也應該意識到女性的權利，用動態發展的眼光看待女性在社會、工作以及家庭中的自由、權利與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