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內地已得到控制，卻在全球除南極洲外的六大洲迅速發展，對全球金融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3月3日，七大工業國（G7）財長和央行行長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舉行的會議結束後數小時，美國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便召開緊急會議，一致決定減息0.5厘。聯儲局原定3月17日至18日開會議息。這是聯儲局1994年至今第九次緊急調整利率，而每次都是因為經濟或金融市場遭遇嚴重衝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急劇演變。一些國家開始意識到中國在防抗疫情上的制度特點和優勢。甚至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弗契在2月22日接受CNN電視採訪時也含蓄地表示：「我們的命運，將由那些中國以外的國家的能力決定。」

　　中國防抗新冠疫情的方法，就是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這是當今世界獨特的制度優越性。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弗契含蓄的感慨，不僅是對其他國家不具備中國制度優勢的擔憂，也包含了對美國自身制度能否表現同樣的能力提出質疑。

　　在中央關懷和幫助下，香港防抗疫情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疫情呈現全球化意味着小而高度開放的香港必將遭受更大衝擊。香港所實行的是崇奉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制度，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穩定時運作無礙，但應對如今的大變局，則有值得檢討的地方。不妨分別與上海和深圳作對比。

　　滬深抗疫見優勢

　　上海是一個擁有2000多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英國Lancaster大學1月24日發表對上海疫情的悲觀預測稱，在沒有外力介入情況下，基於R0為3.5到4.5的測算，2月4日上海會有900多例病例，2月18日則可能達到驚人的80萬例。即使《柳葉刀》雜誌1月31日發表較樂觀的估計，假設上海來自湖北的輸入性病例是98例，R0值為2.68，2月18日上海患病人數為8萬例。事實否定了上述預測，因為上海投入巨大的資源和人力，進行科學的篩查和迅速的診斷，同時，媒體和社區引導上海市民自我安全保護。上海在抗疫中所展示的，是現代大都市公共治理和應急保障的出色能力。

　　深圳人口比香港多，與武漢市和湖北省的距離同香港差不多，但是香港與內地包括深圳有口岸而且基本關閉了人員出入。尤其，在深圳的外來建設者中，湖北人佔12.62%，約150萬人。然而，深圳很快控制了疫情。與此同時，深圳的企業及時生產防抗疫情所急需的物品，支援各地抗疫。1月25日，華大基因生產出10萬人份的檢測試劑盒成品，立即發往武漢。緊接迅速擴產，日產高達10萬份。日本疫情加劇，華大向日本捐贈一批試劑盒。深圳比亞迪是汽車生產企業，2月初，用48小時建成一條口罩生產線，很快日產量增至500萬隻；還生產免洗手消毒液，日產30萬瓶。值得一提的是，比亞迪生產的防疫物品優先捐贈最急需口罩的特定群體，均不銷售。2月中下旬，深圳市普渡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名為「歡樂送」的智慧配送機器人，遠馳重災區醫院，擔當不用防護裝備的「小護士」。深圳不僅顯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集中資源辦大事的能力，而且有效發揮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和科技優勢。

　　如果香港只是受內地發生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過於崇奉自由市場的制度在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上的不足也許捱得過去。問題是，疫情呈現全球化，觸發全球金融經濟新危機，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一步演變。尤其，美國加快全面遏制中國的部署，最近表現是大幅削減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與《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美國總代理海天發展公司等5家機構的中國籍僱員。香港不能不反省固有的制度弱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