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此次舉國抗擊新冠肺炎，可能是中國企業、政府和社會進入數字科技時代的標志性事件。

　　

　　在人類戰爭史的啟示錄中，科技的進步與應用是亙古不變的主題。

　　

　　當下的疫情如戰爭，沒有硝煙但來勢洶洶：它加速着新技術、新模式對現有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沖擊與革新，成為新模式的孵化器。經由此戰，我們看到數字化、在線化的無形觸角正全面滲透至社會運行的每一個角落，尤其對于傳染病引發的社會難題能起到很好的緩解和破解作用。

　　

　　病毒的復制與擴散本質上說也是一種信息傳播，此類信息的防控難點在于它的傳輸很隱蔽。但從傳播速度上看，它並沒有比特（byte）快，傳播方式也不如數字技術的精准性高。數字技術和病毒作戰的過程，本質上是在和時間賽跑。贏得勝利，我們要依靠三個要素，一靠數據，數據要全面，且比病毒奔跑得更快；二靠移動，通過數字技術加強各方協同作戰能力；三靠云，快速的計算能力讓我們能更有效率地做好及時、有效的疫情防控。

　　

　　這一仗終將以人類的勝利而告終。我們無法回到過去重啟疫情，但從現在起，我們需要冷靜思考今後的趨勢與變革將會以何種形式到來？我們又將選擇何種方式去面對它、迎接它？但無論哪種形式和方式，數字化更加廣泛的應用都不會因為疫情的結束而消散。

　　

　　經此一疫，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被迅速改寫，企業數字化進程被按下快進鍵，政府站在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十字路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此次舉國抗擊新冠肺炎，可能是中國企業、政府和社會進入數字科技時代的標志性事件。

　　

　　企業數字化，從附加項到必選項

　　

　　在疫情爆發前，雖然很多商業企業已經開始提出“數字化”，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仍將數字化看做是“錦上添花”的一步棋，更多的是業務增長的“附加值邏輯”。這次疫情相信會很快過去，但其對整個商業環境和發展的影響則是深入而持久的，它會將“數字化競爭”變成商業競爭的基礎邏輯。

　　

　　由此，商業企業對數字化的態度將向“必選項邏輯”轉變，從而推動整個商業社會數字化進程的加速。進，則有望逆襲；退，將陷入被動。

　　

　　以“在線辦公”舉例。從2月初開始，全國數億人第一次全面嘗試“在線辦公”。這個嘗試的意義在于，許多企業第一次真正體會到通過數字化工具進行遠程協作的價值，也讓許多企業經營者第一次認識到，雖然在線辦公仍然有林林總總的事務需要習慣和學習，但他們終于認清：在數字化工具支持下的靈活辦公方式，並非處于企業效率和價值產生的對立面。這項認知的轉變，對于推動企業辦公與數字化協同在更大范圍內落地有着重要的價值。

　　

　　這場大型數字化辦公試驗带來更為重要的結果是：辦公協作在線化和數字化的普及與推進，一方面提升了企業管理的觸達率和效率，但也暴露了企業當前的管理模式，包括層層遞進的管理匯報方式，與在線化協作模式之間存在的巨大溝壑。為了適應真正的全流程在線化，企業將不得不對組織本身的結構和管理方式進行數字化轉型，使其與數字化協作方式相匹配。而在此之前，企業能想到的數字化往往只是在產品、營銷、服務等方面搭建數字化的配套設施。通過這一次檢驗，企業需要認識到，組織結構與管理方式的數字化，是完成組織數字化轉型的“必選項”。

　　

　　新數字化場景將孕育並完善供應鏈神經網絡

　　

　　此次疫情，對于現代社會，事實上是在極端環境下一場近乎嚴酷的集中考驗。

　　

　　除了疫情信息不斷佔據人們的注意力之外，更因為大量的線下資源，包括生產力、運力，都被集中和投入至和疫情的對抗中，從而導致線下的履約難度倍增。在此背景下，由數字化带來的新場景不斷涌現，在不斷改變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在不斷孕育和完善供應鏈的神經網絡。

　　

　　數字化對現代社會的滲透，從本質上來說是通過兩種路徑實現的：一是新場景的構建，創造出以前沒有的場景，比如直播對商業的滲透。二是對現有場景的改造。比如在疫情期間廣泛開展的智能問診、智能外呼、視頻庭審等新技術的應用，將醫療、政務、司法等原有的場景進行了改造。雖然這些場景都已在線下存在多年，但是數字化讓它們的功能變得更加豐富、靈活，使其能夠更多更好地完成任務，提供更優的體驗或更高的效率。

　　

　　以商業在線化為例，從實體店鋪購物到線上購物這一轉變，經歷了大約20年，伴隨着新場景的涌現，和對各種產品品類的滲透，慢慢成為新興一代的重要購物方式。但轉型過程中，主要推動人群是相對年輕的群體。然而這一次疫情，讓更多的群體主動或被動地接觸到了線上購物，從采購水果蔬菜、生活用品、防疫物資，到線上互動和購買虛擬服務 ……疫情成為商業數字化模式繼續滲透到更廣泛人群生活的最佳推力。

　　

　　數字化創建或改造的起點也許是消費場景，但數字化深入的方向是通過智能化的供應鏈，借助數據、算法、產品、技術和經驗服務于社會各個領域。這些新的數字化場景將以在線化、數據化、移動化為基礎，疊加智能化、IoT化，且在一些場景中融合區塊鏈技術，從而實現可自閉環、深度觸達、微粒化運營和永續連接的創新場景。更重要的是，這些場景的關鍵不僅僅是數字技術本身的應用，更是產業鏈上下游的無縫對接、供需的高度匹配。

　　

　　換言之，全新數字化的供應鏈網絡不僅僅是“物流”那麼簡單，它將向前伸入到終端需求方（如消費者），向後融入設計和生產制造環節，實現全鏈路數字化、智能化管理，進而准確預測需求，提升各環節的確定性，從而讓供應鏈形成各節點近乎實時互相感知的一張神經網絡。

　　

　　如何融入這張網，如何應用這張網带來的價值，如何成為這張網的有機組成部分並真正參與到整個數字經濟當中去，是疫情過後每一家企業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壓測”與“大考”

　　

　　十九屆四中全會之後，“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熱詞，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暴發，可以看做是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大考”，特別是對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次“壓測”。

　　

　　以人口流動為例，在疫情發生時，從跨區域乃至全國層面上，政府都能夠依靠數字化手段，通過大數據（消費、辦公、出行等多維度數據）、人工智能（接觸人員識別、戴口罩人臉識別、高危高風險人群識別）、云計算（高性能的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彈性算力支持）、5G與IoT（快速的數據收集與信息流動），建立全面的病毒傳播發現和高危人群流動監控機制（平台），在第一時間發現病毒和高危人員流向，及時並有針對性地提高疫情防控水平。

　　

　　更重要的是，以數字化技術為基礎，結合創新想象力，來自民間的力量將一些重要但有一定獲取復雜度的公開信息被挖掘出來（如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同行程線上查詢工具），確保了信息的透明與高效傳達，彌補了主流媒體和互聯網企業信息發布的短板，從而也促進了政府應對疫情時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治理效率的提升。

　　

　　在這場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壓測”與“大考”中，地方政府表現各異。在杭州、廣州、鄭州等地，政府因為更早地擁抱了數字化的思維方式，在數據和科技的支撐下，在疫情防控、信息傳播、物資調配、醫療服務乃至舒緩民眾的緊張情緒和心理壓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見的收效，也獲得了社會各界及廣大民眾的支持，數字化正在成為城市應對緊急情況的重要支撐，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數字政府2.0建設加速

　　

　　疫情結束之後，隨着城市再度進入正常有序的生產生活，城市中的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安全保障、民生服務（尤其是醫療服務）、環境治理等方面，經過這一次疫情的洗禮，將更加堅定數字化建設的信念，普遍提高對數字化的認知水平、擁抱數字化的思維方式，並讓數字化真正成為城市競爭力的核心組成部分。

　　

　　欣喜的是，杭州、廣州、鄭州等幾個城市的實踐，已經初步顯現出數字化及相關技術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上的獨特作用。如果把政府看成是公共服務的供給方，數字化對于政府的意義，其實與數字化對于企業的意義非常類似。一方面，能低成本地降低政府和社會民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高公共服務供給和民眾治理需求之間的匹配度；另一方面，數字化的工具能提升服務的效率和精准度，帮助政府資源更高效地發揮作用。

　　

　　因此，數字治理在疫情之後將成為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議題中的關鍵組成部分，與之相輔相成的數字政府2.0建設也將加速進行。

　　

　　那時，由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求所驅動的數字化身份網絡及數據體系將有可能被建立。這一網絡體系將包括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是維度豐富的數字化身份，即數字化的、有多個指標維度的數字化ID（並非僅是電子化的身份證）；第二，是包含了個人信息及個人相關政務數據的開放可用的數據體系。就這一部分來說，浙江等省份已經邁出了探索性的一步。這些地區網絡及數據體系的建立，將助力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推進城市發展各方面效率的提升。

　　

　　最後，在抱着必將戰勝疫情的決心的同時，我們應當意識到，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國將有機會實現全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與疫情相關的數字化沉澱：應對疫情的數字化系統、創新的數字化技術、疫情數據的傳播和組織方式等，這些數字化的經驗都是寶貴的財富。如果將這些財富沉澱下來，發揮“前事不忘，後事之师”的作用，將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快速提升起到極為關鍵的作用。（感謝阿里云研究中心為本文提供的支持）

　　

　　（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