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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遠富

　　執筆之時，正值2019年的6月12日。一整天，幾乎所有的香港電視媒體都將鏡頭鎖定在了金鐘立法會大樓前。各個不同角度之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幕幕似曾相識的畫面：夏愨道、龍和道、添美道等中環一帶主要交通要道上，聚集着無數激動且憤怒的「民眾」;水馬、柵欄一字排開，胡椒噴霧、催淚彈的煙霧四處瀰漫;「民眾」的呼喊聲、警察的呵斥聲此起彼伏……恍惚間，一切似乎回到了5年前。

　　反思佔中與暴力衝擊

　　幾乎同一個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群人，以同樣非理智乃至暴力的方式，讓香港的歷史，兜了一個大圈，卻最終回到了原點。

　　2019年本應該是香港從混亂和迷茫中重新找到方向的一年：4月9日，「佔領中環」的9名主要被告被裁定有罪，並於24日各自領刑。5月9日，再有兩名被告因參與2016年的旺角暴亂被判重刑。

　　至此，「佔領中環」和旺角暴亂這兩件香港回歸以來，最主要的社會治安事件，應該已經有了法理上的釐清和定論。但是在社會層面上，或者說在一部分人的心理和認知層面上，兩個事件對香港社會的衝擊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思辨。所以，當立法會再一次被暴力圍攻衝擊，當香港立法進程再一次因為暴動被拖延擱置的時候，《亞洲週刊》與零傳媒這本名為《香港拒絕傲慢與偏見》的評論集，生逢其時。

　　這本評論集以「中環一筆」作家群為創作主體，與此前5本評論集：《香港：傘裏傘外博弈》、《血色旺角前世今生》、《我們是香港真本土》、《回歸20年，香港浴火重生》以及《香港超越內耗》一脈相承，然而在思考的深度與層次上，《香港拒絕傲慢與偏見》更進了一步。

　　比如，香港資深傳媒人潘麗瓊在《從群眾心理學角度看「佔中」的黑暗面》一文中，就提出了一個在當下頗值得思考的問題：「香港為『佔中』付上了沉重的代價，法官頒下判詞了，為何仍未能平息社會分化?」

　　摒棄傲慢與偏見

　　再比如，香港著名傳媒人劉瀾昌在《二十年以來香港「癥結」仍未解決，港人是如何治港的?》一文中也叩問：「回歸了二十年，到底『治港』關鍵是什麼，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眾多簡單卻又深刻的發問，最終落腳在兩個樸實的詞彙——「傲慢」與「偏見」。香港的傲慢是什麼?香港的偏見又是什麼?最簡單的問題往往最難回答。 而在陳莊勤律師的《停滯不前的香港，還要過分傲慢下去嗎?》一文中，答案卻直指要害：「香港回歸中國二十一年，很多香港人犯上最大的毛病，是認為『一國兩制』下，相對於內地社會主義制度，港式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絕對優越性不會改變。從而回歸二十一年來，從官方到民間不但不思變革，有些人對內地自改革開放至今風起雲湧的變化，還持有一種傲慢的態度，輕視或是故意忽略和鄙視;無視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變革所帶來的經濟上的巨大成就，和通過變革帶來制度上的不斷優化。」

　　如此直接而又坦然的剖析，在如今充斥着戾氣的香港輿論場已然珍貴而少見。在簡‧奧斯丁的同名小說《傲慢與偏見》最後，幾經磨合，達西先生放下了傲慢，伊麗莎白也摒棄了偏見，最終走向了圓滿和美好。同樣的，對於未來的香港而言，能否拒絕固有的傲慢與偏見，或許也決定了香港能否抓住新的歷史發展機遇，真正實現已經遲到了20多年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