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中美第11輪貿易談判於美國華盛頓美國貿易代表辦事處舉行，5月10日開始第二日會議。路透社報道，中國副總理劉鶴在中午已離開會議場地。美國財長鉧欽表示，談判有建設性。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啟動對餘下約3250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關稅的程序。在美國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上調關稅，中國亦宣布對600億美元美國商品提高加徵關稅稅率後，下一輪貿易戰還可能再打下去。現在的問題是，中美貿易談判一年多，最後結果怎麼會這樣呢?儘管兩國領導人的目的、意圖、期望會有很大不同，但這還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可能最大問題還在於兩國的經濟體制不同，並由此引伸出目標、觀念、意識形態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是無法通過這種短期談判來彌合的。

　　美對中實施規鎖政策

　　對於這場中美貿易衝突為什麼會發生?發生的原因是什麼?目前眾說紛紜。不過，如果不能夠站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來思考與研究，要找到根源，把握問題的實質並非易事。從近幾年全球各國的政治生態來看，為何具有極端民粹意識的政治人物紛紛當選?如美國、菲律賓、烏克蘭、意大利等都是如此。而這種現象出現很大程度上又與現代社會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公、社會財富越來越向少數社會精英聚集有關。2017年12月科勒(Timothy A. Kohler)等18位考古學家在《自然》雜誌上聯合發表了一篇論文表明，他們通過對遍布全球的63個考古遺址的考察，得出的結論是，從一萬年前開始，到晚期農耕社會，再到工業社會，每次技術創新都使得人類財富差距拉大。這是一萬多年來的大趨勢。有研究者觀察到，這種趨勢在1780年前工業革命之後的140多年裏達到頂峰，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60年的時間裏，經過政策的調整，發達國家的財富收入差距總體上在不斷地下降。然而，上世紀80年代資訊時代到來，新一輪全球化發展，發達國家的財富收入差距又進入了持續上升的周期。所以，由於財富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沒有分享到這一輪全球化及資訊化時代經濟成果的失意者也越來越多，他們需要尋求代理人來釋放壓力，改變現狀。可以說，特朗普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當選美國總統的。所以，特朗普上任以來所做的就是要改變這種現狀，讓更多的選民認同。特別是美國新的大選又要開始，如何讓美國選民認為特朗普正在改變這種現狀，當然是特朗普的第一政治要務。

　　同時，張宇燕等人認為，目前中美關係開始進入質變期。這種中美關係的質變可以概括為美國對華政策由「接觸」(Engagement)調整為「規鎖」(Confinement)。所謂的「接觸政策」就是接納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式成員，讓中國參與各種國際事務，逐步成為分擔美國國際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所謂的「規鎖政策」是要規範中國行為，鎖定中國經濟增長空間和水平，從而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增長極限控制在無力威脅或挑戰美國世界主導權的範圍以內。

　　與「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相比，「規鎖政策」不是通過孤立或隔絕等途徑等待目標國因內耗與低效而停滯以致崩潰，而是致力於運用綜合手段塑造目標國的發展路徑、鎖定目標國的發展空間。就此，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表達得非常清楚。該報告開始將中國和俄國定義為競爭對手，而且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誌也刊出了對40年來中美外交關係全面反思的文章。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前副國家安全顧問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事務》2018年第3-4期刊出了《中國反思：北京如何使美國願望落空》的文章，該文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向來基於一種假設，即中國將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但中國的實際發展越來越不符合美國政策制訂的預期，故美國需要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因此，美國政府應該更加關注自身的實力，並將對華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實際的預期之上。該文刊出後，立即引起中美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界強烈反響和積極討論。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朝野上下形成了共識，即中國「精明地」利用了現有的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基礎的多邊經貿框架從而佔了美國的「大便宜」，中美關係也開始進入質變期。也正是在這樣兩個大背景下，中美貿易戰要簡單地結束並非易事。

　　非關「修昔底德陷阱」

　　對於這場貿易戰的原因，目前市場主流的意見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當前中美貿易關係不公平、不正常，因此，特朗普就得通過加徵關稅的方式來扭轉逆差，即所謂的「逆差說」，還有地緣政治說或「修昔底德陷阱」說。但是，這些主流意見都只能看到問題的表象，並沒有切到問題之核心。因為，對於「逆差說」，既有計算上的偏差問題，計算口徑不同，其貿易逆差差距會非常大;也有貿易逆差是否一定是不合理或貿易順差國一定是佔貿易逆差國的便宜的問題。因為，只要兩國發生貿易關係，不出現貿易逆差或貿易順差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兩國的要素稟賦優勢不可能相同，問題在於兩國貿易關係是不是建立在比較公平的基礎上。因為，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經濟制度的差異很大、經濟結構不同、自然資源稟賦不同、金融市場制度及法律制度有差異，人民生活水平懸殊，正因為這樣，兩國貿易關係會存在更多的巨大資源優勢互補的合作空間，但同時，兩國之間的貿易經常會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響而產生負向的外部性。如由於國家異質、本國偏好、市場分割、匯率錯調以及稅收扭曲和跨國公司內部的轉移定價等，從而導致貿易的不公平或不對等，使得兩國貿易之間的一些爭端及摩擦不可避免。所以，中美貿易之間逆差及貿易摩擦是一種常態。

　　至於政治上的陰謀論或「地緣政治說」更是不成立的。因為，儘管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GDP也達到美國的60%以上，但是一方面中國的GDP與美國GDP完全不是一個概念。貨幣意義上的可比性並不是實質內容的可比性，美國的GDP更多的是科技創新產品，中國的GDP更多的是傳統房地產價格上升，再加上2005年至2015年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因素(這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35%以上，由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由8.27上升到6.14，對全球各國實質匯率升值52%以上)，我們根本不用把中國GDP的內涵過分誇大。更不用與中國相比的是，美國不僅在軍事上有絕對優勢，而且還體現在教育、人口結構、科技、金融與法律制度及能源獨立等方面，在未來幾十年內，這種優勢難以改變。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如此之大，美國政府根本就不會在「修昔底德陷阱」上大做文章。所以，中國政府在這點上也十分明智，一直清醒地將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要努力學習發達國家發展自身。

　　中國要擴大市場化改革

　　所以，中美之間貿易衝突的實質上更應該是市場經濟體制與準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行為衝突，這種相衝突的經濟體制形成中美貿易政策的異質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在準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積極地參與和干預市場，由此導致了價格機制失靈或價格機制扭曲，這就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和不平等的貿易關係。再加上兩國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及兩國在國際貿易分工的地位，使得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往往是結構性的，無法通過價格機制調整來解決，只能通過政策協調的方式來化解。而中美貿易政策的異質性主要表現為，美國的貿易政策取向是以美國利益優先，強調的是貿易公平性，而不是簡單的貿易平衡;中國的貿易政策取向注重的是讓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並希望以此來改變現有的包括貿易在內的國際經濟秩序。所以，中美貿易衝突的政策協調空間又是非常有限的。這就必然導致兩國之間的貿易衝突或貿易摩擦不可能避免，甚至於是一種常態。

　　既然中美貿易衝突是一種常態，兩國就得以平常心來看待。所以，對中國來說，要減少中美貿易中的衝突，還是要加大市場化改革的力度，讓中國的經濟體制更適應國際規則及市場法則。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否則，只能是守住小利而失去在這場全球化競爭中的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