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艾米斯的《與陳詞濫調一戰》里,有一句很輕盈矯健的贊美,是關于厄普代克的。看到的時候只覺得用在厄普代克身上未免有點可惜。那句話大意如下:“你只要看過厄普代克的一部作品,你就知道這個人的全部作品你都不能錯過。 ”
菲利普·羅斯去世之后,我才敢小心翼翼把這個句式改頭換面在心里默念了多遍,借此紀念對他的近似半程馬拉松式的閱讀,我想,以下這句也可以放在一篇非常個人化的訃告的開頭:“如果你讀過《再見,哥倫布》或《美國牧歌》或《垂死的肉身》或《遺產》或《憤怒》或《凡人》或《夏洛克行動》或《人性的污穢》或者《另一種生活》或他的31部長篇小說的任何一部,你都知道自己要把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都找來看看。”
菲利普·羅斯
“一個猶太人成為作家的概率幾乎和一個意大利人加入帮派團伙一樣無法避免。”——菲利普·羅斯這麼解釋自己的創作生涯,這麼說當然是一種令多少人臉紅的自謙。但說的當然不是猶太人有多少天賦,相反地,是他們身上的歷史重負(傷痕)及其衍生的道德性家庭金錢意義系統,讓他們幾乎無法擺脫成為一個作家的陰影。
這種陰影是他們的精神割禮,可能被人用作索命或攻擊的借口。就比如,2011年,羅斯獲得布克國際獎的時候,評委之一Carmen Calli憤而宣布退出評審團,她對《衛報》抱怨羅斯“幾乎在每一本書里都在不停、不停、不停地重復同一個主題。” 我個人認為這位評委的抱怨略顯輕浮,甚至可笑,因為她忽略了藝術的嚴肅程度往往不只是由其主題,而是由作家賦予其上的風格和意識來決定的。
更別提,31部長篇,還有小10本散文、隨筆擺在那里,無論如何不能算同一個主題,相互之間隱秘的借用、對話、顛覆、補償——稍微嚴肅的評論家從中看到的,應該是,一個人對小說、對自我、和歷史、和亂糟糟的美國現實從未妥協的追問和修正。
2014年,羅斯在《紐約時報雜志》回首《波特諾伊的怨訴》出版的45周年——這里也可以適當提醒讀者一下,2009年的時候,Mary Beard 也寫博客抱怨說這本書是一場“文學的酷刑”“重復的、男性平庸的性幻想”,不明白這本為何會被追封布克獎(當然這個獎項是非正式的)。而1960年代另兩本堪稱酷刑的書,厄普代克的《夫婦們》或梅勒的《我們為什麼在越南》則安心地被人們遺忘了。只有羅斯的這本留了下來——他說《伊利亞德》的英語譯本的第一個詞就是“憤怒”(rage),是的,憤怒。憤怒是西方文學的始祖。站在他齊腰的作品里,我想,這句接近真理的洞察,只有他有資格說。
《再見,哥倫布》
是的,1959年的處女作《再見,哥倫布》就是含着這種“憤怒”的銀勺子出生的作品,歐文·豪就看出了其中“極端的准確”。關于什麼的准確? ——懂他一輩子的貝婁概括得最好,“對已降臨在不計其數的美國猶太中產階級頭上的精神空虛”。貝婁從一開始就鼓勵了他,不必去寫那種可以降低美國公眾“反猶情緒”的公關稿,因為喪失“現實感”是得不償失的一件事。所以,1962年,《再見,哥倫布》出版三年之后,因為書中美國猶太人的一些不再傳統的描述(貝婁可能是對的,他把“那些歡快、健康,可以說愚蠢的郊區居民“看作“猶太歷史悲劇的下一章節”),菲利普·羅斯還是會在葉什瓦大學的一次講座上遭遇這樣的指責:“羅斯先生, 如果你生活在納粹德國,你還會寫和你之前寫的東西一樣的故事?”那天他氣瘋了,在一個餐館邊吃三明治邊對朋友們發誓:“我再也不寫猶太人了!”
但我們知道,他怎麼可能輕易放棄他比誰都觀察深刻的命題。1962年的《放手》是他宣告自己嘗試不同(文學)身份的嚴肅嘗試, 盡管這本600頁的小說在今天看來是太長太屈服于自己的野心了,但主題明顯是感傷而嚴肅的。他想寫,“最后一個屬于美國的時代”,充滿男子氣的(猶太)主人公們要進入無情堅固的成人世界,婚姻、孩子和供養他們的工作,這樣的設置怎麼不讓人憤怒,對女性來說當然也可以如此。到了1967年的《當她還是好女人的時候》,是一份更成熟的憤怒的宣告。這本小說有現實的婚姻失敗(鬧劇)作為鋪墊,似乎落實了他無情的厭女症患者的形象, 露西·尼爾森是有他第一個妻子的影子,在部分地方被無情地對待和質問,但重點不在于作家讓這個女性遭受的悲劇,而是在于露西對登徒子、偽君子、懦夫們、蠢貨們、騙子們、說謊者們、父親們和丈夫們(最后這兩者無論如何沒有理由被忽視)的憤怒和告別。
回過頭看,《當她是好女人的時候》是你是否能理解羅斯這個作家在接下來的40多年里,不停地在小說里創造自身的分身、代理人、敵人的關鍵。你在1967年的這種早到的“女權主義憤慨”里,看到的應該是羅斯嘗試理解“受苦”的努力——對他而言,“憤怒背后的東西”,其實是“受苦”。
《波特諾伊的怨訴》
對這點了解得更深刻,你就會越發理解1969年,《波特諾伊的怨訴》出版所遭受的攻擊和冷嘲是多麼偏離重點。《波特諾伊的怨訴》令一些人覺得惡心,可能是因為這是“二戰”后的美國小說里第一次揭露猶太人的狂暴,尤其是猶太人對上一代父母,或對異教徒的狂怒的作品。尤其是兒子的身體健康和生活習慣對一絲不苟的猶太母親,對強迫介入關注自己的“消化道兩端” 的猶太母親的控訴!母親不讓兒子沖廁所,因為要檢驗他的消化情況,是這樣的猶太母親。而一個猶太兒子除了能說出“陰莖是我能真正說屬于我自己的全部東西”之外,他表達憤怒的方式除了這種遠離和詛咒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因為我們再也沒法忍受了!因為你們這些該死的猶太母親太他媽難以忍受了! ”
對猶太母親的攻擊,或者說一個永遠有閹割焦慮的猶太男性和一個有陽具崇拜的母親的對立。是羅斯的小說里憤怒的始祖,也是他日后要在小說里不斷去升華刻寫的原型矛盾。
歐文·豪曾將移民美國的猶太母親們描述為某種“感傷的崇拜的對象”,她們締造的家庭價值和氛圍成了猶太人群體在戰后最信任、迷信的符號(但也是貝婁這樣的不合群者,會從中看到這是猶太人又一次的精神危機)。所以,《波特諾伊的怨訴》遭受各種本能的攻擊幾乎是必然,有報紙說,羅斯寫了“一本所有反猶主義者禱告已久的書,一本甚至可能比《錫安長老會紀要》更具災難性的書……猶太人民將為此付出代價。”這本書產生的現實傷害,也會是日后祖克曼系列或者凱普什系列或者美國系列背后,最想撫平的傷害——
他第二重要的傳記作者在《被釋放的羅斯》(Roth Unbound)里透露過,在《波特諾伊的怨訴》出版前不久,羅斯就警告他父母他們也許會被記者騷擾,這超乎他們的理解,就送他們去歐洲旅行。他母親還哭了,因為她害怕這本書的反響會讓他被蒙騙,繼而令他感到失望。(他真實的猶太母親!)他現實里的父母一直很自豪于他的作品,不能理解《波特諾伊的怨訴》招致的劇烈攻擊,也不會明白波特諾伊對母親的那種充滿性焦慮的憤怒。在郵輪上,羅斯的父親還驕傲地問所有人,“你想要一本我兒子的書嗎”。然后回到客艙在《波特諾伊的怨訴》上簽下自己的名字:“菲利普·羅斯的父親,赫爾曼·羅斯”。
《被釋放的祖克曼》
我們只有到“祖克曼系列”的第二本《被釋放的祖克曼》(1981),才能看到羅斯從未逃避過文學對自己、對自己的家人造成的傷害。他甚至虛構了一個“不贊成他的作品的父親”(這和現實里永遠友善的赫爾曼·羅斯相去甚遠)。《被釋放的祖克曼》里,祖克曼寫出了自己的第四本書《卡諾夫斯基》(有趣的巧合,《波特諾伊的怨訴》是羅斯的第四本書),小說里的父親接連中風了幾次,作家祖克曼以為父親再也沒有機會讀到這本在別人眼里顯得褻瀆的小說,但一個好事的鄰居會定期去療養院,並且熱心地把這本麻煩不斷的書讀給老祖克曼聽,結果是導致他突發心脏病。臨終的老祖克曼先生盯着他的長子的眼睛,說出了自己的臨終遺言:“雜種” 。
極端恐慌的祖克曼無法停止揣測,父親的那句“雜種”(bastard),有沒有可能是“快點”(faster)、“大點”(vaster)或者是“好點”(better)。
“雜種”的詛咒在《被釋放的祖克曼》中被頒布,並貫穿了羅斯之后幾乎所有的作品,像一面恥辱的旗帜,懸掛在他的書中,在他在美國受到的不盡公平的對待里。我個人一直有一個不成熟的猜想,這種虛構的父親的敵意,既是一個作家對全部外部敵意的努力消化,即他要面對文學和現實在虛構這一領域的倫理困境,同時又是他對文學賦予的敘事特權的一種带着羞愧的回應。
我們會在羅斯之后的所有作品中,和他一起體味這種詛咒带來的羞恥、憤怒和疑問——這幾乎是他的諸多文學分身們在每一本里都要面對的母題,而在這一點上,羅斯的小說也完成了1960年代他接受的精神分析無法替他完成的部分, 當他在分析师的躺椅上無法得到的答案,關于為什麼會幻想老师就是他母親的分身,為什麼他會對朋友小說的成功感到嫉妒,為什麼第一次婚姻給他带來那麼大的憤怒,為什麼“欲望”對男性而言充斥着否定,和憤怒。
之后的二十多部小說,都是和弗洛伊德的理論旗鼓相當的精神分析的杰作。他的一個評論者總結得好,“那個悄然被圍攻的父親,還有控制狂的可怕的母親,以及那個備受折磨的(勉強)幸存下來、講述這個故事的兒子”,是我們理解羅斯小說的一個堪稱穩定的結構。對文學抱有公正看法的人,會看到,羅斯在每一本小說的那些嘲諷、俚語、即興的笑話、混亂的白日囈語中間,屹立的其實是這樣令人感傷的支柱。這個結構里的父母,顯然不完全是他的父母;他的憤怒,也顯然不只是他的憤怒。
從令人驚歎、爐火純青的《鬼作家》開始的祖克曼系列,是羅斯對貝婁的那句鼓勵的完美回應,他讓美國小說從責任和所謂的嚴肅性的負擔中間掙脫出來,讓文學變成了對政治鬧劇(令人厭惡的尼克松! 偽善的約翰遜!),以及對憤怒的主人公(無論男女)“受苦”的理解,以及對美國和全世界猶太人生存危機從未消歇的關注。
只是,文學的苦役將他带得太遠,在一個渴望作家提供“單純”和“希望”的新世代,人們其實是無法承受,他將“自我”抵押,和虛構性進行的那種嚴肅的博弈。成為美國人,或成為猶太人,這兩種選擇對他而言,其實都是無法忍受的,這兩者的對立,是他寫作出發的起點,然后在31部小說里,他折磨着自己的主人公和自己, 如困獸,和那些看似溫柔的規訓的鐵籠子搏斗。
到老年時,更是陷入被輕佻誤讀的尷尬境地,甚至寫信給維基百科解釋小說的人物設定和他媽的現實巧合完全不是一回事。契訶夫如果還活着,肯定也會替他辯護,從什麼時候開始世風如此墮落,會認為小說家就是小說家試圖反映的問題本身。就一種深入的理解而言,我們其實虧欠他和他的作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