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尔·卡斯特罗的任内，古巴进行了“结构性改革”，试图把更多的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视觉中国/图）
为什么古巴没有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改善生活？他说，古巴人对1959年革命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记忆深刻，那时贫富不均、独裁腐败，他们不想回到那样的社会中去。古巴人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看法，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改革。
当地时间2018年4月18日，劳尔·卡斯特罗卸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在这个国家元首的位置上，他任职了12年（2006年-2018年）。在他的任内，古巴进行了“结构性改革”，试图把更多的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这个改革取得了什么结果呢？
在劳尔改革期间，笔者去古巴考察过，看到改革的成果，也看到改革遭遇的困境。劳尔主政后，古巴颁布了几个改革法案，涉及的范围主要是扩大私有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房屋买卖、外国投资、货币改革。从成果来看，旅游业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农业的表现则不如人意。
观察古巴的得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这个国家经济改革的不易，价值观的冲突，公平效率的两难，各方利益的平衡……
蓬勃的旅游业
奇特的房地产
在劳尔主政的12年间，古巴旅游业发展迅速，国际游客人数从每年200万增加到四五百万，给古巴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也提供了大量就业。旅游业直接和间接提供的就业每年都在增加，2017年比2016年直接就业增加6.8%，间接就业增加5.8%。
旅游业的发展，受益于劳尔时代的扩大私有经济政策。2012年，古巴颁布了新的合作企业法，使非国有经济可以通过合作企业的形式进入更多的领域、形成更大的规模。旅馆、饭店、出租车是古巴私有经济的先行者，是旅游业的支柱。
古巴的房产业也在旅游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是因为游客需要的旅馆饭馆和房产相关，二是因为古巴的许多景点本身就是“房产”（譬如哈瓦那的老城区）。
哈瓦那的老城区是西班牙人建造的，充满历史风情，深受国际游客青睐。而这老城区的房子在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逐渐破旧。古巴有许多豪华美丽的大别墅，是革命前建造的。古巴革命后，大批富人逃往国外，他们的豪宅都被没收。很多豪宅分配给普通居民，一座房子住几户人家。由于缺乏修缮，这些豪宅渐渐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大杂院。
笔者2010年去那里时，虽然有些房子修整了，但仍有不少惨不忍睹的破房。
这些房子之所以如此破败，是由于古巴的房屋政策非常独特：一方面实行“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主义原则，让古巴人拥有自己的房屋，另一方面又从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则出发，不允许与房产相关的行业以私有经济的形式发展。其结果是，私人拥有房屋，维修需要自己负责，而维修所需的材料却难以买到，所需的劳工也难以找到。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古巴有国营房屋维修机构，但数量少、效率低、服务差。古巴人对笔者抱怨，让他们来修房子要排队等两三年。
2010年笔者在古巴时，房屋修缮是改革辩论的一大热点，笔者听到三种建议：第一种是让民营经济从事房屋修缮；第二种是推动社区参与修缮；第三种是开放房屋买卖市场。这三种建议后来都实行了。
2011年，古巴开放了房屋买卖市场，私人购买建筑材料也比较容易了，不少人的房屋得到了修缮。不过，开放房屋市场也造成了房价飞涨，许多古巴人有亲属在美国，大量美金流入古巴，把房价推高到远远超过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水平。
社区参与房屋修缮是古巴特色，古巴的社区组织非常发达。在修缮房屋的活动中，社区委员会组织邻里互助，通过政府渠道搞到建筑材料，由社区大众参与，互助修房。
笔者看到的最成功的修缮项目，是哈瓦那老城区的旧城改造，其成功之处不仅是把破房修好，而且是“修旧如旧”——那些老房子都被修复得重获当年西班牙殖民地时代的风采。这得到了政府的特别重视，因为这里是旅游热点，要修旧如旧地创造出游客喜爱的怀旧风情。
为了达到修旧如旧的目的，古巴建立了一所特别的“修旧”学校，专门培养能操作旧工艺的技工。古巴的专业人士认识到，要想获得最好的“如旧”效果，不能仅在表面做文章，还要深入到工艺层面，真正使用旧的工艺，如旧式的木工、石匠、泥瓦师傅等等，而这些旧的工艺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淘汰了、失传了，需要发掘出来重新训练特殊的技工。古巴的这所“修旧”学校很成功，吸引了不少拉丁美洲国家，甚至欧洲国家的学生。
欠佳的农村农业
成功的都市农业
在农业方面，古巴虽然推出了不少改革举措，但农业表现却相当差，产量提高极少，有的年份甚至有所下降。目前，许多民生必需的农产品依赖进口，小麦、玉米、禽肉、炼乳是古巴进口中的最大类项目。
古巴的可耕地很多，本应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但不少土地却被抛荒闲置。2009年古巴政府公布了一项新政策，鼓励人们去耕种闲置的土地。国家保留土地的所有权，私人可以获得使用权，农民使用这些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但这个政策对增加农业产出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这是因为政策规定的使用权合同年限只有10年，到期有可能续约，也有可能土地被政府收回。农民在土地上的投资，政府酌情偿付，但估价权在政府手中。这样的合同条件对农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即使有人签了合同，也不愿意在土地上做大投资，因此难以增加产出。
比较古巴和越南的农业改革，会看到天壤之别。在改革开放之前，越南的农业很糟，粮食需要大量进口，因此造成700%以上的通货膨胀。1986年越南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土地政策相当灵活，有的地区把所有权给了农民，有的地区给农民长达50年的土地使用权，政府还在金融、技术、外贸等方面帮助农民。越南农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不仅不再需要进口粮食，还成为了农产品出口大国。目前，越南大米出口是世界第一，咖啡出口是世界第二。
古巴生产咖啡，也有少量的出口，但远远少于越南。从历史上看，古巴的咖啡种植业是远优于越南的，19世纪的一个古巴咖啡种植园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在革命之前，古巴也曾大量出口咖啡，大种植园主富甲一方。古巴之所以不愿把土地所有权给予私人，是因为担忧会出现财富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现象。“平等”是古巴革命追求的目标，在平等和效率的两难中，古巴的改革政策倾向于平等。
虽然古巴农业整体表现不佳，但有一个项目却表现很好，那就是“都市农业”——政府鼓励居民在城市中发展农业。古巴城市的人口密度不高，有不少可以利用的土地，譬如宅前屋后的花园、楼宇间的空地、街道中的绿地。这些土地主要用来种蔬菜水果，也有人用来养鸡养羊。残菜烂果喂鸡羊，鸡羊粪便作肥料。
古巴的都市农业是1994年开始发展的，当时古巴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那时苏东剧变、经互会解散，以前古巴的肥料和石油都用“以货易货”的方式从经互会进口，经互会解散后古巴没有硬通货来购买。美国在1992年又通过了极为严酷的制裁古巴法案。古巴的外贸跌落了80%以上，GDP在1989至1993年期间下降了40%左右。那时古巴食品严重短缺，很多人营养不良。
严酷的形势逼着古巴就地取材寻找解决办法，没有进口的肥料，就用粪便和枯烂树叶，想不到后来发展成了城市有机农业。在劳尔时代的改革中，城市有机农业又有了新发展，2009年推出了“城郊农业”，在郊区推广有机农业。
古巴有机农业的产品，多数是自我消费，没有什么出口。不过，都市农业和有机农业的概念却“出口”了，不少拉美国家学习了古巴的经验，连美国近年来也开始提倡“有机菜园”。奥巴马夫人两年前在白宫里开辟了一个有机菜园，被媒体广泛报道。
笔者曾问过一个古巴人，在1990年代的艰难时期，古巴人比东欧人生活苦得多，为什么古巴没有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改善生活？他说，古巴人对1959年革命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记忆深刻，那时贫富不均、独裁腐败，他们不想回到那样的社会中去。
古巴人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看法，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改革。
进口低端产品
出口高端服务
由于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古巴的贸易赤字严重。古巴也想吸引外资，也想扩大出口，2014年颁布了新的外资法，允许外资进入更多的领域，给了外资更好的减税待遇。但是并没有吸引到很多外资，美国制裁的影响固然是一个原因，古巴审批外资时的官僚作风是另一个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外资雇佣方面所作的特殊规定。
这项规定是：外资企业不能直接雇用古巴人，必须通过古巴政府的雇佣机构；外资企业也不能直接支付古巴员工工资，而是要付给古巴政府，再由政府支付给员工。外资必须付给政府硬通货，政府付给员工的则是古巴比索，而且只是外资付出工资中的一部分。
这项规定为了遵循平等的原则，古巴人工资普遍很低，据估计平均月薪只有30美元左右，外资企业的工资要远远高于30美元。
古巴实行双轨货币，一种是普通比索，另一种是和美元同值的比索，称为可兑换比索CUC（库）。政府规定的比价是25普通比索等于1库。外国人在古巴多数用库，那些旅馆、饭馆、司机都向外国人索取大量的库，这使得参与旅游工作的人的收入大大高于普通人。如此的收入差距，吸引了高端人才来从事旅游相关的低技能工作。在哈瓦那街头，笔者看到工程师当司机、教授作导游。
为了防止大量高技能人才流入这些低技能行业，也为了社会平等的理想，劳尔时代对国有部门的工资作了一些改革，譬如部分工资用库支付。政府用库支付工资，需要有硬通货的来源，外资企业付给古巴政府的硬通货工资就是一个来源，这也成为古巴实行这项规定的重要理由。古巴全民享受公费的医疗和教育，这样的公费体制需要全民的努力来维持。如果医生教师的收入过低，他们很可能离职流入低技能、高收入的行业，将使这个体制无法持续，全民都会受到伤害。
外资不多，出口产品不多，而进口需要又不断增加，古巴的贸易赤字逐年攀升，在2007年后稍有改善。赤字改善与一项特殊出口的增加密切相关，这项出口不是产品，而是服务，是古巴医务人员到外国作医疗服务。
古巴医生人数庞大，每千人有6.7名医生，美国只有2.4名。这是古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资源培养出来的，如此大量的医生一方面使得古巴可以在国内建成优良的医疗体制，被联合国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另一方面还可以出口医疗服务。世界上提供高端服务出口的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其金融、研发等服务出口为它们赚取大量的硬通货。古巴是发展中国家，却能够出口高端服务，这是古巴经济的特色。
古巴特色的医疗服务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古巴人对此很有自豪感。一位古巴人对笔者说：“我们的医疗教育制度比美国好得多，当然美国也有很多东西比我们好得多，希望改革能把这两样好东西让我们都得到。社会主义的好东西，资本主义的好东西，我们都想要。”
老一代的精神
新一代的追求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平等、效率……如何兼得？如何平衡？这些问题是古巴改革关注的焦点，不同的古巴人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遇到一位古巴作家，他写过一篇关于改革中不同看法的小说。
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都是作家。岳父参加过游击战，是革命的一代，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满；女婿是年轻的一代，不喜欢僵化的教条，更向往物质丰富。两人对改革前景都很茫然。在一次小说征文竞赛中，翁婿二人各写了一篇小说，由于共用同一台电脑，下载文件时搞错了，岳父把女婿的稿子当成自己的投了出去，女婿则把岳父的稿子当成自己的投了出去。评奖揭晓后先公布获奖者的名字，岳父得了奖，他很高兴，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没有被改革冲刷掉。但第二天公布了作品，才发现原来是女婿的作品得了奖。这时女婿感到特别高兴，他看到古巴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摆脱教条。
一位古巴经济学家也和笔者谈到这个问题：“古巴的局面是靠老一代革命者的革命精神支撑着，他们一旦离去，古巴不知道会向何处去。”
现在老一代的革命者即将离去，新的接班人将会如何改革呢？
按照那位作家的描述，老一辈才有革命精神，年轻人只向往物质丰富。根据笔者的观察，革命精神并非以年龄划界。在古巴，笔者遇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医生，非常具有革命精神，勤恳为社区作奉献；笔者也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教授，只想赚钱，认为人生幸福就是到高端消费场所去享乐。
劳尔卸任之后，国务委员会主席由副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继任。他1960年出生，未参加过革命战争，在红旗下长大。
他在大学是学电子工程的，1985年在母校任教，参与了大学的共青联盟工作（古巴的共青团）。他的仕途始于“共青团”，从大学到省，再到“团中央”。1994年他被提拔为“封疆大吏”，担任省委书记，同时成为中央委员，那时他才33岁。当他43岁时，进入了政治局，成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此后他担任过教育部长，2012年晋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2013年被劳尔任命为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在政治价值取向方面，他表露得不多。在有限的表露中，既有自由化取向的，如主张新闻网络自由，也有反自由化取向的，如批评一些私有企业是“反革命”。
在后卡斯特罗时代，古巴仍然面临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平等、效率的兼顾问题。在老一代革命精神的指导下，古巴没有取得物质丰富的快速发展，但创造了“医疗出口”“都市农业”“修旧学校”等古巴特色。新一代又将如何呢？世界在注视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