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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行动》与《战狼2》,都是好莱坞的虔诚信徒

2018-02-26
来源:凤凰文化

  编者按:在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中,《唐人街探案2》和《红海行动》无疑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两部电影,后者凭借超高口碑,一路逆袭。

  部分影评人称《红海行动》为“堪比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大片”。这个评价是否有些眼熟?作为军事题材的主旋律爱国电影,它当然不可避免地被拿去和引爆去年夏天的《战狼2》做比较。

  两部底色接近的电影,风评却截然不同,《红海行动》被认为是国产反战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战狼2》则被视作一部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披挂着民族狂欢的外衣,引发了上映后的口碑分裂。从故事到角色,吴京这位爱国者是好莱坞模式的虔诚模仿者,善恶分明、英雄情结、内置的“国家中心主义”、高频率的感官刺激和节奏等,都让好莱坞的消费者们对此见怪不怪。

  《红海行动》胜过《战狼2》的地方,一个是它的专业度,一个是它对女性的刻画。电影篇幅并没有沉溺于国内战争片对女性的陈词滥调,相反,女机枪手和女记者都具有鲜明个性,体现出更好的性别包容度,为国内战争片指明了方向。

  无论是《战狼2》还是《红海行动》,它们都并不真正关心那个受苦受难的第三世界。叛军残忍暴虐,当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是我们观影后留下的单薄印象。在这些苦难之上,《红海行动》没有夸耀中华民族的武力,而是提炼出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普世的一套,即“天下大同”。

  它是最朴素的中国价值,也最易被世人接受。但尴尬的是,我们至今仍不知如何实现它,天下大同如此美好,又如此虚幻,它是一个美丽乌托邦,也是中华民族的理想神话。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英雄是民族尊严的捍卫者

  同样反映撤侨行动,《红海行动》在美国权威评分网站IMDB的评分一度达到8.3分,而《战狼》系列却分别只有5.5和6.3分。两部底色接近的电影,风评却截然不同,《红海行动》被认为是国产反战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战狼2》则被视作一部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披挂着民族狂欢的外衣,引发了上映后的口碑分裂。而当《战狼2》被确定为中国大陆冲奥电影时,美国舆论以惊讶和嘲笑为主,有评论家甚至怀疑它抄袭美国电影《第一滴血2》——一部宣扬美国本位和白人至上的典型鸡血片。

  在国际影人看来,《战狼2》平平无奇,和好莱坞典型的英雄主义鸡血片相比,它只是将白人英雄换成了黄皮肤,安排白人承担起凶恶自大的角色,至于黑人依然是受难的承担者。从故事到角色,吴京这位爱国者是好莱坞模式的虔诚模仿者,善恶分明、英雄情结、内置的“国家中心主义”、高频率的感官刺激和节奏等,都让好莱坞的消费者们对此见怪不怪。

  与之相比,林超贤的处理就讨巧得多。《红海行动》并没有安排欧美白人担任旗帜鲜明的反派角色,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也着墨甚少,导演仅仅用叛军中的毒刺导弹来暗喻造成中东世界生灵涂炭的元凶。在这部电影中,外国人的面孔是模糊的,那些受难的阿拉伯人,换成非洲人也无甚区别,林超贤无意纠缠国家和人种的特殊性。

  电影的国度里有对政治正确的迎合,无论是以维和之名发起的军事行动,还是极力淡化国家意识形态差别的处理,都体现出《红海行动》的平衡术,它体现的价值观就是普世的一套,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可以坦然接受。但也正因如此,深究它的价值观如同缘木求鱼。

  《红海行动》动用了更密集的爆破和武器,却多了一份克制与苍凉。回家口号的背后,是坚定不移的反战意念和人性光辉。电影不惜给予大量特写来直观体现战争的恐怖,当女记者抱头痛哭,说自己在一场战争中原来连一个人也保护不了,个人在战争面前的渺小显而易见。《红海行动》的撤侨行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英雄式的个人,而是紧密协作的团队和专业的武器。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这部电影胜过《战狼2》的地方,一个是它的专业度,一个是它对女性的刻画。林超贤拍出了一部质量过硬、逻辑严谨的电影,放在好莱坞也毫不逊色。同时,他花了不少篇幅来刻画女性角色,并没有沉溺于国内战争片对女性的陈词滥调,女机枪手和女记者都具有鲜明个性,彰显了新时代女性的话语,因为这两个角色,《红海行动》不只是一部男性占据屏幕的电影,它体现出更好的性别包容度,为国内战争片指明了方向。

  拯救是实现自我骄傲的渠道

  如果回到电影本身,《战狼2》和《红海行动》其实有一样的内核、一样的缺陷。实际上,《战狼2》虽被斥责“快意恩仇”,却也通过台词呼吁和平和反战;《红海行动》被认为是一部纯粹的反战电影,但它不节制的流血巷战,又何尝不是一种迷恋枪火的快意。两部电影都是中国英雄与好莱坞模式的结合,只是前者更飞扬,后者更持重,前者学的是《第一滴血》系列,后者则有《黑鹰坠落》和《拯救大兵瑞恩》的影子。

  从创作角度而言,《战狼2》的确具有明显的缺陷,但这不能作为偏颇评判《战狼2》的理由。用一种刻板印象批评另一种刻板印象,只能造成更深的偏见,即便是固执的批判者,如果细究文本,也会发现《战狼2》口号式的和平号召和平等观念,所以,冷锋不但要解救侨胞,也要解救当地民众。与此同时,《战狼2》的中国官方则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掌握叛军伤害侨胞的证据,就不出兵干涉。在这一点上,《战狼2》与《红海行动》如出一辙。

  只是,由于《战狼2》对暴力的沉湎和对英雄的迷恋,它的和平宣言只能被一步步遮蔽。冷锋与白人头目的对抗,如同欧美殖民者与中华民族近现代斗争的延续。冷锋并没有在逻辑上驳斥白人头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而只是用暴力的压制来宣示中华民族的复兴。他通过一次次对欧美白人的击打赢得观众鼓掌,拯救第三世界受难者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自我骄傲的渠道。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女记者夏楠

  这套叙事早已有之,《霍元甲》系列、《黄飞鸿》系列、《叶问》系列都是例子。英雄作为国家的象征,虽被欺凌,但绝不服输,英雄在结局的奋起一搏,象征着被极度压抑的国人渴望独立自强、崛起于世界之林的决心。

  与《霍元甲》《黄飞鸿》《叶问》不同的是,《战狼2》走出悲情叙事,标榜的是强者认同,它凸显中国崛起后的形象,而非民族英雄对东亚病夫的反诘,因此,《战狼2》里的英雄不但承担了拯救国人的功能,也有在海外建立威信的意味。

  《红海行动》对《战狼2》的强者叙事有一定程度上的反思,军人高喊“勇者无畏,强者无敌”,但不滥用暴力。蛟龙小队没有通过杀死殖民者来宣示中国的强大,中国在片中的正义属性,靠的是它的援助性质来体现。如果将两部电影形容为“撤侨援侨”的命题写作,显然《红海行动》更为切题。

  但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在祭出一套模棱两可的普世价值观背后,是创作者对自身意识形态的疑惑与暧昧,由于无法生产出区别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并给予合理解释,又有意在大国复兴的政治许诺与韬光养晦中寻找平衡,《红海行动》在价值观上陷入尴尬和妥协,最终只能用最安全也最空洞的话语来狭路求生。虽然博得满堂彩,却注定无法对《拯救大兵瑞恩》等美国中产阶级趣味反战电影实现超越。

  无论是《战狼2》还是《红海行动》,它们都并不真正关心那个受苦受难的第三世界。

  通过《战狼2》,我们只能知道非洲兄弟受难了,元凶就是西方世界的帝国主义残余,这种二元关系遮蔽了非洲的复杂景象,观众不会因此对非洲的地缘政治、政府生态、风俗民情有更深了解,我们只是因此加深了刻板印象。正因如此,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将心比心”、“互相理解”、“和谐互助”也就只停留于口号,最终成就的仍是民族英雄战胜帝国主义的呐喊。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平民被要挟去当人肉炸弹

  而在《红海行动》中,观众同样对受难国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上到政府,下至百姓,都被一刻不停的战争淹没,可这场战争为什么爆发,叛军为什么有相当比例的群众支持,观众一无所知。电影给予我们的单薄印象是——叛军残忍暴虐,当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仿佛叛军和它背后的援助者就是这个国家民不聊生的所有原因。

  但只要稍微了解中东政局即知,这种设定仍是轻率的。电影如此反映的市场逻辑在于——中国人骨子里无意关注你为什么乱、怎么乱,中国人关心的是:你的乱危害到我的同胞、本民族的利益。

  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理想神话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是《战狼2》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它改编自西汉陈汤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从当时的观影效果来看,《战狼2》是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的影片。吴京借助场外宣传,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力量。不过,尽管它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刺激起观众巨大的热情,但这热情是一把双刃剑。近几年的舆论已经清晰体现出——涉及民族问题、人种问题的都是火药桶,到最后动辄失控,非单一阵营所能控制。

  《战狼2》引起的舆论争夺战与吴京关系很大。多年以后,人们也许很难理解《战狼2》的口碑为何如此分裂,但只要联系到吴京当时的言行,原因就一目了然。他先是批评韩国团体EXO,笑称“不知他们是男是女”,后又抨击台独演员表里不一,并积极介入辱华事件,斥责辱华者,宣示自己的爱国情怀。

  这些言行让吴京的符号气质脱颖而出,也为他赢得巨大市场。一边,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传统男性审美观持有者的击节叫好;一边,是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艺术本位者的义愤填膺。吴京造就的爱与恨,媲美上亿宣传费,让《战狼2》不只是一部电影,转而成为一个“爱国事件”,大部分人支持吴京,为的不再只是电影本身,而是宣示自己的价值取向;同样,一些人怒斥《战狼2》,其实关心的也不再是电影本身,而是他们要表达的价值取向。

吴京

  其实,民族主义本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政治基于文明,信天道、崇教化,各族群主张“和而不同”,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民族(nation)之分,而大抵以笼统的夷夏、胡汉区分,划分标准也不一定是种族,其根本在于文明。当外族南下,他们的政治家尊崇汉文化,甚至也愿意被纳入汉文化的叙事中,典型例子就是北魏、元朝和清朝。

  至于“中华”这个词,乃是近代以来,梁启超等人面对外忧内患,为了激发国家凝聚力、结合民族国家所推出的概念。梁启超曾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至此,中国这个文明形态,被纳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叙事中。

  在古代,中国并非一个国家术语,而更像一种文明形态,故古人云:“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

  范文澜亦认为:“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这些话代表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想象与定义。鸦片战争后,知识分子吸纳西方知识体系,在中体西用乃至维新口号的指引下,将中国由虚入实,渴望建立一个以国家认同为核心驱动力的政治实体,从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与《战狼2》一样,《红海行动》也在传递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用国家和军队的强大来唤起侨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比《战狼2》高明的是,《红海行动》没有夸耀中华民族的武力,而是提炼出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普世的一套,即“天下大同”。

  与旧时不同的是,如今的天下大同,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也不再是一族一国之大同。《红海行动》中,蛟龙小队对战乱国的痛惜、对人质营的营救,都体现出对民族话语的超越,传递出一种互相扶持、实现第三世界里多民族多国家的和平安定的信号。

  从《战狼2》到《红海行动》,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正确方式。成为强者,不为欺凌别人,也不是要建立新的帝国秩序,而是要探索全球的和谐共治。最朴素的中国价值,反而最被世人接受。但尴尬的是,我们至今仍不知如何实现它,天下大同如此美好,又如此虚幻,它是一个美丽乌托邦,也是中华民族的理想神话。(作者:宗城)

[责任编辑:郑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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