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俩 黄大仙 1966
75歲的前輩攝影師翟偉良是香港綿長的社會寫實攝影傳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繼去年8月與何藩、邱良一起作為香港早期攝影的代表，獲邀參加每年早秋在北部城市Beauvaise舉行的法國重要攝影節之一的les Photaumnales 國際藝術攝影節之后，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他獲邀參加了由深圳美術館、深圳市攝影家協會主辦的深圳國際攝影大展平行展之「雙城姿態——深港50-80年代紀實攝影展」。
當翟偉良、劉冠騰及何煌友、鄭中健等四位港深攝影師攝於上世紀50至80年代的209幅珍貴圖像一經亮相，就引發陣陣驚嘆。深圳美術館館長張燕方盛贊翟氏作品「極具人文關懷，每一張照片都在敘說一個故事」，而這些將那個年代的風情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雙城舊影，不但記錄下今日不復再見的城市逝去風景，更令人懷緬往日的社會百態人情世故，繼而寄情來日。
無獨有偶，翟偉良最新出版的攝影集《黑白我城童年軼事》首次將其未曾公開的部分作品結集出版，尤其是其中的兒童活動、城市風貌和鄉鎮風俗等作品，看似以平實的手法演繹六十年代香港斑駁繁雜的日常生活面貌，卻在不經意中透露出拍攝者對自己土地的一份深情。作家小思在序中直言，「作者還把當時社會動靜，與自己的生命記憶連在一起——用文字連繫起來，呈現了當時與當下的生命結連與反省。……只見人人以手機攝影先行，忘卻細意用情觀察實況的今天，偉良兄這種『信仰』：即關懷攝影對象，及展示自身與社會的關連，是令人感動的。」香港商報記者金敏華/文
香港能見度最高的紀實攝影家
翟偉良約記者在三聯書店灣仔文化生活薈見面，那里二、三樓樓梯側大幅裝飾的都是翟先生拍攝的香港舊照，不少是從他2011年出版的兩輯《黑白情懷》中選出來的。
翟氏或是香港能見度最高的社會紀實攝影師，因為香港地鐵約有17個站選用了他和他的朋友們超過200張香港昔日舊影。
「選的都是這個站附近區域當年的老照片」，翟偉良回憶道，事緣2004年的「黑白情懷」十人攝影作品聯展，這也是他工餘拍攝多年后受人注意的開始，當時每個人展出10張作品，都是寫實的，而且全部手工制作，一定不用數碼。他形容這是令自己「最開心的一件事，把遺忘了幾十年、之前拍攝的黑白照，重新找出來……但十張好少，我還有好多哦。」
為了不使這批「古董」湮沒，他萌生了辦展覽的念頭，翻箱倒櫃，從幾個鏽蝕了的餅乾罐里「尋寶」，結果約有200張拍攝於1964年至1970年代的底片重見天日，經過整理他將這些底片分成數類：已消失和式微的行業，街頭巷尾，宗教儀式，體育活動和節日及變遷了的地方環境，最后選出自己喜歡的108張作品，舉辦了一個叫「獅子山下」的攝影展，因為他租的中央圖書館展覽場地，「只能放這麼多。」
碰巧地鐵公司正在尋找老照片，「問到我，大家聊得很開心」，地鐵公司擔心他一人的照片不夠，翟偉良找上幾個朋友「供應」足為止。也許有人覺得這些攝影師會賺上一大筆，翟偉良卻笑笑口道：「這屬於社會公益性活動，不是商業活動，完全是地鐵公司為了讓社會人士、外國旅客知道香港社會以前的面貌，了解它的變遷，是一件好事，我覺得這個事很有意義。所以話，我唔使報酬，但有一個條件，提供作品的（攝影師）你要寫上他的名字，公道啦。」
故事未完。三聯書店的編輯看到這些照片后，馬上找到地鐵公司，問到翟偉良電話，結果讓他在4個月里寫了兩萬多字，這就是《黑白情懷》的來歷。沒想到他存貨那麼多，最后「一本不夠出了兩本」；故事繼續。香港歷史博物館看到這兩本書時，正在為一個關於香港兒童的展覽犯愁。「衣服玩具等等，實物很多，但沒照片，當時的環境是怎麼樣的？只能靠照片來一窺全豹；如果徵集照片的話，可能幾十個攝影師每人只有一兩張，沒想到我一個人就有這麼多，他們就開心了，買了我50張做了個展覽，……這樣人人都知道了。」
用畫意手法影寫實內容
卖金鱼的小童 九龙城 1966
雨日街头 长沙湾 1965
那時距離翟偉良1964年加入農圃道成人康樂中心攝影組，受教於鄧雪峰老師已經過去40多年了。那是他正式成為一個標準的攝影愛好者的開始。
1959年，17歲的翟偉良幸運地加入政府漁農處工作，「在漁農處時，只是很低級的一般工人，沒有能力買好相機，只能買普通相機影生活像，未曾正式創作。」數年之后，翟偉良考到文職，如願調入警務處，從此一做十幾年，從一般口供初級翻譯做起，一個月后就升級調到政務處做聯絡工作。從1963年到1979年，他有過在3個不同部門歷練的經歷，「正常情況下（在警務處工作）幾年就要調一次，加上有時候升級也需要調動，所以我新界、九龍、港島都到過。」多年后回憶起來，他還是覺得「那時最開心」：「最有挑戰性的工作就是進入警務處，在CID（刑事偵緝部）做事，學了不少東西，所有的社會動態都接觸、見識得到。」
升了級，工作穩定，收入也提高了，翟偉良先花312塊買了一架祿來可得（Rolleicord），后來見人人都用祿來弗來克斯（Rolleifl
ex），「哇，拍出來好靚，又方便，就買了一架，這個就貴了，我就記得900塊，幾個月人工！當時一個月人工300塊左右，但是
車那些不過就是150塊，我們入息已經不錯了。死慳死慳買番個，不過有個好處是貴買平使，現在還在用，五十幾年了還在用。」
翟偉良的黑白相都是用這部相機拍的。每到星期六下午或者假期，他就與成人教育班的朋友去新界漁村拍照。
香港漁村多，但去漁村要先經過農村才能到海邊，所以翟偉良的鏡頭下，漁村農村的題材不少。天氣不好，或者車的沒空怎麼辦？就在市區拍。「一早跟幾個朋友飲完茶，互相招呼一聲，就去黃大仙啦、或者街市之類的地方，拍些人物、街道動態。」翟偉良說，那時最喜歡去的地方是沙田，「沙田號稱『香港攝影界的搖籃』，每到3月回南天時，雲霧升起，周遭風景非常漂亮，最出奇的是那些拍了沙田美景，放大了去參加沙龍比賽的，入選率很高，成日得獎的，所以大家都喜歡去那。這樣就變得什麼題材都有了。」翟偉良喜歡書畫，他拍了不少十分畫意的照片，「當然更加鍾意寫實，喜歡拍人生百態，用畫意的手法去影寫實的內容，我不喜歡剪裁。」
雛鴨背后也有故事
雏鸭 沙田 1966
說到何藩，翟偉良笑著用手比劃道，他跟我同一個老師的，他影相不是很厲害，但看相非常厲害，比如這張相四方度不是很好，他可以這樣。
「他用畫意即沙龍的手法，拍寫實即街頭巷尾的題材，用光和線條，主要是光，構成一幅好華麗的畫面，這是他的特點，受到全世界歡迎。他的畫面比布列松和馬克呂布這些更加華麗，我那些照片，有人說更像馬克呂布的，畫面主要捕捉人的動態，用很樸素的手法，不理會光源不理會角度不理會天氣，最重要這一刻草根階層日常生活中的這個動作、神態我覺得最好，就用這部相機代替支筆記錄下來，所以我的作品大多數都有人物的，甚至連《雛鴨》也可以說是人物照，因為它背后的故事就是每個家庭珥珥」
為什麼會偏愛兒童題材的攝影？翟偉良解釋說，首先當然兒童天真爛漫，另外一個原因是他非常同情那些窮孩子，他想說給整個社會聽：這個世界上有些孩子沒書讀，有的很小就要去派報紙送牛奶幫人開車門，「我想把這些都拍出來，讓社會人士知道，今時今日還有很多很窮的小孩。」
他很喜歡的幾張照片都是兒童題材的，一張被他用作《獅子山下》攝影集的封面，他指點著記者留意這張1966年攝於黃大仙取名《姐弟倆》的照片細節，「那時很多都是大個湊細個」；另一張拍攝於深水桋雨日街頭的照片則被人認為神似布列松的《拿酒瓶的小男孩》，「但我拍的（那個男孩），我不認識他他不認識我。」還有一張攝於九龍城的《賣金魚的小童》，畫面上，一個滂沱大雨的夏日，趁暑期賣金魚幫補家用的孩子，因為落雨沒生意，渾身濕透卻笑嘻嘻地提著滿架一袋袋的金魚在雨中疾行回家。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孩童樂觀、隨性、獨立及吃得苦頭的一面呼之欲出，勝過千言萬語。
其實這正是翟偉良攝影的初衷。他說，自己本身接觸草根階層就多，雖然那時不會想到幾十年以后要出書，但有件事引發了他的拍攝興趣。「當年在漁農處，知道沙田將來要做衛星城市，一定會填海、遷村，當時很多地方開始拆屋了，我就想應該拍了它，以后的變化再接著拍……但不是特登去影，因為（攝影）本身不是我的職業，經過見到，我就影番一兩張，不管它有沒有用，陸陸續續就拍了這麼多，跟當年香港的沙龍攝影趣味完全無關。」他自豪於「職業攝影師往往拍那些大型建築物，很漂亮的街道、城市面貌什麼的，但是缺乏人物，有的拍了人物但沒有我這些草根人物、窮孩童……」在他的鏡頭中，我們很少看到富人，多是普通忙碌的勞動者，那些工人、漁民、小販、老嫗和兒童在簡陋的街道上生活勞動，貧窮而質樸，艱苦卻樂觀。那個戰后香港經濟文化全面復蘇的重要時刻，翟偉良不動聲色地將他們定格在鏡頭中。
問到翟偉良從1964年開始，到1977年他慢慢轉換拍攝方向，十幾年間究竟用鏡頭捕捉過多少獅子山下草根階層的生活片段和勞動百態，為一瞬即逝的歲月留下回聲？翟偉良坦承，當年拍攝的底片超過萬餘張，不過保存下來的大概還有「千二張」，其中「百幾張比較滿意」。他自言，雖然經過三十多四十年歲月的洗禮，無論生活習慣、各行各業，居住環境，道路交通等都顯著地起了根本的變化，但在新與舊的對比之下，舊照片可以印證歷史，我深信會有可觀之處。就像小思所言，正是這種對香港艱難來路念念不忘的情懷，不僅可為親歷的讀者重溫記憶，更能使未經世故的年輕一代人細味前人身世，對當年的香港社會增加多一點的認識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