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深

　　最近一篇內地官媒的報道，在網上引發了不少爭議。報道指出，高鐵、網購、支付寶、共用單車等4種在內地流行的互聯網產品，被在華外國青年評選為「最想帶回國的中國特產」，并被譽為「中國新四大發明」。只不過，很多人就對這是否屬於中國「發明」表示了異議：世界上首條高速鐵路應該是日本的新干線，歐洲的高速鐵路系統也早已形成網絡；美國網購公司eBay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成立，并在新世紀初就進入到了中國；網絡支付的先驅PayPal成立於1998年，早於2004年才誕生的支付寶；共用單車亦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經在歐洲出現──換句話說，這「新四大發明」沒有一樣是中國人發明的。

　　應當承認，在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已成為普遍觀念的今天，貿然將這四者稱為中國的「發明」，的確有不妥之處。事實上，大部分國人也十分清楚并承認上述技術發源於國外的事實。但即使如此，卻并不影響這4種產品成為令中國人驕傲的新名片；即使在國外，許多人亦承認中國人「徒弟超過了師父」，在上述領域已走在全球前列。

　　徒弟超過了師父

　　首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在引入上述產品或概念后，并非全盤接受、不加改變，而是在引進之后通過不斷的更新和改良，解決了產品「不好用」的問題。比如，國外的共用單車自誕生后，主流的運營模式皆為有樁式，即單車被停放在固定的樁上，使用后也必須還回至固定樁上。此一模式就造成了單車使用不便、投資巨大、占用公共用地等問題。針對這一問題，中國創業者在共用單車運作模式上進行了創新，一方面采用了無樁式設計，方便單車隨借隨還，另一方面則最大限度利用智能手機、GPS定位和網絡支付手段，以低成本方式對單車進行管理。正是這些創新，令共用單車得以迅速適應了中國國情，在中國市場上實現了爆發式發展。同樣，高鐵、網購、支付寶等產品，亦普遍經歷了這樣一段致力於應用的本地化改良，令這些在國外反響平平的新發明，在中國的土地上煥發了新生命。

　　此外，一個必須深入考量的事實是，上述產品在中國的成功，僅僅因為「好用」遠不足夠，還必須解決「實用」、「適合用」的問題。比如，網購在中國受到消費者熱捧，一方面是因其方便快捷，可以在下單后不久迅速收到貨品，另一方面則因其價錢實惠，競爭優勢明顯。試想，若沒有中國近年快速發展的交通基建，沒有物流快遞業的迅速發展，沒有大量廉價優質的「快遞小哥」，網購是絕無可能在中國發展起來的。再比如，盡管內地高鐵在平均票價上僅為歐洲同里程的四分一到五分一，但依靠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以及成本優勢，如今在不少東部繁忙線路上，高鐵已在運行3年后迅速實現了盈利，這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可以說，高鐵、網購、支付寶、共用單車等產品在中國的成功固然令人驕傲，但更加令人驕傲的，是能夠令這些產品展現價值，推動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的中國市場生態。

       港需改良者和推廣者

　　事實上，縱觀人類歷史，類似這樣「改良者」名聲大噪，「發明者」默默無聞的例子，其實還有很多。蒸汽機并非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發明，但瓦特改良的蒸汽機卻為英國的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深刻地改變了人類和世界的走向；中國人很早就發明了利用火藥殺敵的武器，但真正令人類進入熱兵器時代的，卻是西方人發明的現代槍械；今天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機，早在1992年就已由IBM公司開發出來，但真正令智能手機成為潮流的，還是要歸功於蘋果公司和喬布斯設計的iPhone系列產品。這無疑提醒我們，對於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而言，與其糾結於「是不是發明」、「誰發明」之類的問題，不如更加關注「能不能改良」、「能不能應用」、「能不能推廣」的環節。

　　英國科技史作家大衛·艾杰頓在《老科技的全球史》一書中指出，我們對於科技在歷史中發揮的作用以及科技與社會的關系，認識多有錯誤，「最常見的問題，就是把焦點放在發明與創新而非使用」──會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科技，必然是使用相當廣泛的科技；一項科技要能獲得相當廣泛的使用，距離其發明必然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矽谷百年史》亦指出，矽谷很少發明東西，但矽谷的作用是「迅速理解一項發明對於社會可能產生的顛覆前景，然后使之商業化，并擴大規模，從中掙到大錢」。歸根結底，人類社會的變遷，并不是被那些缺乏實用性和應用前景的科技發明所推動的。

　　近年來，香港科研機構的尖端成果不斷，從官方到民間亦在大力推進創新科技產業發展。然而，至今仍有影響力的產品仍是鳳毛麟角。有「發明者」，卻缺少「改良者」，更沒有「推廣者」，這或許才是香港創新科技產業落后的癥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