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美國新任駐華大使泰里·布蘭斯塔德尚未到任,就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前往中國赴任臨行前面向中國社會發布的一段視頻,陳述了自己在駐華大使任上的三大優先工作,首要的就是「解決中美雙邊貿易的失衡問題」,其后才是「阻止朝鮮構成的威脅」,以及「拓展中美兩國人民的關系」;在對華關系中,美國現政府和新任駐華大使何其重視經貿問題,由此可見一斑。
美須自省自身體制
美方看重中國市場、關注中國經濟政策,這一點理所當然,畢竟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GDP更是已經躍居世界第一,且已經連續數年對全球經濟增量貢獻最大。相應地,我們化解貿易夥伴和國內外企業界誤解、增信釋疑的需求正日益上升,而我們的貿易夥伴也需要認識到己方的問題與需要付出的努力。由於布蘭斯塔德先生與中國的長期淵源,他應該能夠更好地做到這一點,相信這也是美國決策者選擇他出任此職的一個重要動機,尽管沒有明言。
就中美雙邊貿易平衡問題而言,中國希望美國能改善自己國際收支長期的逆差局面,從而顯著改善自己的宏觀經濟穩定性;因美國市場在中國對外經貿中早已占據了「大到不能倒」的地位,只有宏觀經濟穩定的美國,才是中國可以持續開發的大市場。但改變中美雙邊貿易的失衡不可能由中國獨力承擔,因為一國經常項目收支差額是其國民儲蓄投資差額的表現,逆差本質上不過是本國國民儲蓄不足、通過進口別國的國民儲蓄來彌補;而中國改變不了美國的國民儲蓄率,只有美國自己深刻改革本國社會福利、工會等項制度,抑制國防和對外事務開支的增長,才能提升國民儲蓄率,進而降低國際收支赤字。
同時,我也希望美國新大使在對華經貿溝通中避免許多美國個人與機構常犯的失誤,即把中美經貿差額歸咎於中方「不公正貿易政策」,過多地抱怨中國商業環境中不存在的問題,而對本國體制等問題缺乏自省。
中國體制有優勝之處
本來,我們明白萬商雲集才是興旺氣象,我們深知開放才是經濟發展之道;正因如此,我們一直努力尋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最大程度改善我們的商業環境,對包括外資在內的各國投資者不斷擴大開放程度,創造良好環境,願意傾聽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國內外企業界意見。但有些外資企業的抱怨恐怕未必全面、務實,美國商會前些時候發布的報告——《「中國制造2025」:建立在本土保護上的全球野心》(下文簡稱「《本土保護》」)就顯示了這一點。
毋庸諱言,包括「中國制造2025」在內的中國發展規劃、相關政策法規不會是完美的,為此,我們願意傾聽來自各國投資者的意見;但通觀《本土保護》報告全文,顯然是把涵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政策的整個「中國制造2025」規劃當成了徹頭徹尾的貿易保護主義、政府直接干預和扭曲市場機制,這卻是違背事實的。
就整體而言,美國商會《本土保護》報告最大的思想誤區在於隱含地認定美國體制、理念最優,其他國家體制都必須與其接軌「對表」,否則就是「貿易保護主義」。通讀《本土保護》全文,對中國政府和中國政策的指責很多其實都是直接間接出自這一隱含理念。但這一理念是否符合實際?答案不言而喻。須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經濟取得如此長足進展,中國產業在很多方面已經超越了美國,越來越多美國精英都不諱言這一點,即使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也是這樣;倘若中國的體制、理念果真沒有某些勝過美國的長處,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嗎?
須知,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料庫,1980年美國GDP(現價)28625億美元,是同年中國現價GDP(3053億美元)的9.4倍,實際GDP占全球實際GDP的21.90%,也是同年中國所占份額(2.34%)的9.4倍;到2016年,美國GDP(現價)185619億美元,只比同年中國現價GDP(113916億美元)高63%,實際GDP占全球實際GDP的15.59%,只相當於同年中國所占份額(17.86%)的87%。在制造業方面,中國早已是全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裝備制造業產出2013年就占到了全世界三分一,是第二名德國的兩倍半;中國的許多基礎設施已經顯著超過美歐。
面對這一切,美歐很多精英都不諱言,他們的體制在很多方面阻礙了許多產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說實話,一個國家在競爭中失利(包括部分失利)之后,能夠承認對手的長處并虛心汲取學習,這樣的國家更值得重視;倘若將自己的失利全部歸咎於對方的「不公正」,對這樣的國家其實不必過分擔心,因為它肯定不會有太大長進。那麼,美國駐華新大使、美國商會是想推動美國朝哪個方向發展呢?
就具體問題而言,《本土保護》報告的缺陷首先突出表現在無視中國政府、中國社會對國家安全合情合理的擔憂與防範。考慮到中國和其他國家在經濟安全、特別是網絡資訊安全方面的風險又有相當一部分來自美國,考慮到中國在外資准入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技術安全標準等方面大量汲取了美國的經驗,美國商會對中國旨在確保國家安全方面作出的努力近乎全盤否定,這絕不是合理的態度。
本土保護意見偏頗
在「法律、法規、標準」一節中,《本土保護》報告如是指責:「中國正在頒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規、標準可能對『中國制造2025』所涵蓋行業的外資公司造成不利影響,這些措施大部分涉及『安全可控』以及其他類似技術要求,通過令人質疑的『國家安全』這一理由限制外資公司進入中國市場。」
隨后,《本土保護》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他們認為是中國對外資設置不必要「國家安全」壁壘的例子:中國的《國家安全法》(NSL)把「實現互聯網和核心資訊技術、關鍵基礎設施和主要領域安全可控的資訊系統和數據」編入法律。《網絡安全法》(CSL)規定了「促進安全可信的互聯網產品和服務」,規定了建立和完善網絡安全標準體系。《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制訂發布……
無須成為資訊安全技術專家,生活在當今這個資訊技術產品覆蓋無遠弗屆的社會,只要基本上跟上了社會生活潮流,都應該知道駭客制造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政治案件及其強烈冲擊,以至於駭客已經成為2016年美國大選的重要話題與競爭因素,由此引起的風波延續至今,不但沒有消除,反而掀起了新的波瀾。在這種情况下,中國不可能不加強資訊技術安全方面的建設。把這些話說清楚,相信我們的貿易夥伴絕大多數是通情達理的。
當然,我們批評美國商會等貿易夥伴無視中國合情合理的安全建設,不等於我們意識不到過度的管制將束縛經濟社會活力,即使初衷良好的管理制度也不例外,而且某些利益集團有可能利用「國家安全」為藉口搞尋租、利益輸送、攫取壟斷性的超額利潤之類把戲。因此,我們對我們的上述涉及國家安全的管理制度也要經常性地審視,因應技術、經濟進步而不斷更新,與時俱進,只要有條件,不影響國家安全根本目標,就盡可能將直接管制改為間接管理,將事前許可改為事中監管、事后處置。
《本土保護》報告在具體問題方面的第二大缺陷表現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了解不夠深入,以至於將許多不是原來那種計劃的東西、甚至本質上是市場化的東西當成了計劃經濟要素。如「中國制造2025」和相關規劃中制訂了許多定量的目標數字,被《本土保護》報告拿來當作中國「國家干預」、「計劃經濟」的「罪證」。但我們的貿易夥伴需要理解,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美國其實也是如此,只不過調控的方式、範疇有所不同,兩國政府對市場的調控手法都會不斷與時俱進。而且,早在當初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經濟計劃就有「指令性計劃」與「指導性計劃」之分;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制造2025」和相關規劃中的定量數字更是目標、願景,而非必須達到的指令。明白了這一點,如果對此也要橫加指責,那麼美國競選時各位競選人提出的經濟和就業增長目標數字豈非也是「計劃經濟」?
又如《本土保護》報告對中國建立的一系列國有投資基金的指責。但這些國有投資基金都是實行市場化運營的機構,其投資對象包括國有控股企業,也包括民間資本控股企業;其投資行為通過市場完成,未來的退出也是通過金融市場;報告中列舉的不乏這類案例。與財政直接撥款建立制造業、服務業100%國有企業相比,這其實是非常市場化的重大進展。
從以前的指責,到今年的《本土保護》報告,中美經貿溝通、摩擦中,美方暴露出的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不少,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列舉。但本文用意不在於單純反駁,而在於溝通。由於中國國力上升,即使是在經貿爭端中,我們也有底氣無須如同10年前那樣提高聲調才能顯示自己「維權」的意志,即使是心平氣和溫聲細語也已經具備了足夠的威懾力;對不是貿易爭端、只是外國投資者表達意見的日常情况,就更沒有必要過度上綱上線,過度大喊大叫了。即使在反駁對方不符合事實的指責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們自己的政策措施也不是完美的,也要不斷與時俱進;有些做法現在不宜實施,但未來條件具備時可以考慮執行。那麼,被視為「中國人民老朋友」的美國新任駐華大使能否也「有話好好說」呢?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