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浩宇

　　一放就亂，一管就死，這是外界詬病政府管控的最好調侃。此前引領共享經濟的旗手——滴滴打車公司，似乎正陷入這個困局。此前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打車難、打車貴的問題又死灰復燃。不少輿論甚至開始哀叹，隨著內地網約車的新政陸續實施，滴滴就將徹底告別共享經濟，滴滴公司如果在這管控中，找不到出路的話，不久的將來，將會走上絕路。

　　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面，比較典型的兩種觀點是「小政府、大社會」和「大政府、小社會」。目前來看，相對比較好的模式是「小政府、大社會」，即撒切爾夫人-里根主義、鄧小平推的改革開放，在這樣的理念下，政府只是做好自由市場的基本秩序維持和對違法行為的管控，不需太多干預市場的調控。談到這，不由想起，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連續5年總是把簡政放權作為「當頭砲」。

　　在網約車初始階段，滴滴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民眾的打車貴、的士拒載等問題。當然，滴滴發展期間也存在一些司機不規範問題，一度還因為利益遭到各地的士司機的游行抗議，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釣魚執法。之后，各地政府接連出台條件較為苛刻的嚴格管控令管理網約車。

　　管得多市場不一定就繁榮

　　在中國歷史傳統中，「政府」歷來是廣義的，承擔著無限責任。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政府似乎什麼都管。不過，管得多不代表就是最好的方式，相較於解放初期，改革開放30多年，政府逐漸收起非市場之手，經濟發展和市場繁榮卻效果突出。在一定程度上說是，有時候政府管得越少，市場反而越繁榮，互聯網行業的興起和成為現在的主流就是最好的例子。

　　滴滴公司陷入困局，很大程度是由於網約車新政導致的，至於滴滴公司未來的出路何在，需要滴滴和政府有關方面在利益分成方面再好好研究一下，至於網約車新政把滴滴納入和的士一樣管理的規範，造就的是「的士2.0」，隨之而來的就是滴滴公司的漲價，據說10日起北京滴快車起步價由10元調整為13元，還有就是打車難問題的回歸，以及靠共享經濟造就的就業人群的重新下，北京海淀后廠村和深圳大望村這樣「滴滴村」的沒落恐不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