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左三）與深圳市委書記張勛甫（左一）在深圳。左四為習仲勛夫人齊心。

　　原標題：習遠平撰文悼念深圳首任市委書記張勛甫

　　習遠平

　　改革開放初期那段風起云涌的歲月已經遠去。當年創辦經濟特區的決策者和領導者們大都離開了我們。幾天前，聽到張勛甫叔叔去世的消息，還是讓我感到有些突然。

　　多年來，我在深圳多次見過張勛甫叔叔，他是那種最不像“官”的老同志，穿著從來十分隨意，一輩子不曾改變的山東萊蕪口音，讓人感覺特別親切。每次見面，他都會情不自禁地談起我父親主政廣東時的一些往事。作為深圳建市后的第一任市委書記，他是深圳經濟特區初創年代一位重要的領導者和見證者。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從不居功自傲，總是保持著謙虛謹慎的本色。有時生病住院也不住高干病房，寧愿和普通病友擠在一間病房。

　　一

　　1978 年，我父親剛主政廣東時，張勛甫同志是廣東省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初到廣東，聽取各部門的工作匯報時，我父親就注意到了這個說話挺實在的老同志。

　　十年動亂，廣東是重災區之一。曾經的魚米之鄉，連人民群眾的溫飽都不能得到保障。臨來廣東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幾位中央領導找我父親談話，向他交代的主要任務就是一方面要把廣東的農業搞上去，另一方面則要求迅速遏制廣東嚴重的“偷渡外逃”。因此，上任不久，他就來到了毗鄰香港的寶安縣考察。

　　當時，沿海地區的一些鄉鎮，青壯年基本都跑光了，許多地方田地無人耕種，生活十分困苦。這樣的景象讓父親十分揪心。他向陪同考察的寶安縣委書記方苞提出，要到看守所去看望一下因“偷渡外逃”被關押的群眾。他問一位被關押的年輕人為什么要往香港跑，這位年輕人回答說：因為日子過不下去。我父親又問其他一些被關押的群眾，如果把你們放了，你們還會跑嗎？幾位被關押的群眾不假思索地回答：還會跑，因為那邊生活過得比這里好。這些被關押的群眾并不知道站在他們面前的是新上任的省委書記，而我父親與這些群眾交談之后心情更加沉重。

　　在沙頭角邊上的一個村莊，我父親參觀了一個搞來料加工的塑料花廠，就因為有這么一個工廠可以打工，這個村里的年輕人外逃的就不多，這讓我父親十分感慨。他對陪同的方苞等同志說，一定要打破現有體制，多辦一些這樣的企業。

　　回到廣州，我父親就召集包括張勛甫同志在內的許多經濟工作部門的領導開會，研究如何盡快搞好外貿出口，盡快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我父親讓張勛甫同志帶一個工作組，去寶安和珠海進行調查研究。為什么讓他帶隊去呢？張勛甫叔叔曾經回憶說，主要是因為那時候他在計委負責外貿出口工作，而我父親當時想在寶安興辦一批出口加工企業，利用寶安毗鄰香港的優勢，搞來料加工。我父親當時在會議上明確提出，爭取在三五年內，把寶安、珠海兩縣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區和新興的邊境城市。張勛甫同志對我父親當時所說的這番話印象深刻。多年前，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還引述過我父親的這段話：“如果我們不能盡快讓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來，老百姓還會跑。他今天不跑明天跑，明天不跑后天跑，光靠堵是堵不住的。”

　　二

　　1978 年四、五月間，中央曾經派出幾個考察團分別到歐洲、東南亞和港澳地區訪問考察。赴港澳地區的考察團返回內地路過廣州時，向我父親建議把毗鄰港澳的寶安和珠海，升格成地級市，這樣由省上直管，便于開展出口加工和對外貿易，這與我父親的想法不謀而合。但要同時將兩個縣升格為地級市，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在我父親大力支持和推動下，這件事情居然不到半年就辦成了。在向中央提出撤縣改市的方案時，負責籌備工作的張勛甫和方苞等同志向省里建議，將寶安改名為深圳。理由是深圳因緊靠香港，在國際上有一定知名度。而“ 圳”字從字面上解釋為田中溝渠，有水有田，寓意也很吉祥。

　　1978 年12 月，中央正式批準廣東省委、省政府提議，將寶安和珠海升格為地級市。此舉意義十分重大，為以后在這兩個地方設立經濟特區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經我父親提議，省委作出決定，由張勛甫和吳健民分別出任深圳和珠海市委書記。選張勛甫同志任深圳市委書記，是因為此前由廣東省向國務院上報的《關于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報告，就是由他帶隊前往寶安和珠海調研后起草的。為了協調省與市的關系，省委決定讓他繼續兼任省計委副主任。

　　改革開放初期是一段只爭朝夕的歲月。

　　從廣東省委、省政府向中央上報寶安撤縣改市，僅兩個多月就得到批復，而從撤縣改市到中央決定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只有一年左右的時間。

　　在參加十一屆三中全會回到廣州后，我父親于1979 年1 月8 日主持召開了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在會議總結講話中他明確指出：“我省毗鄰港澳，對于四個現代化來說，這是很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中央領導同志對此已有明確批示，我們要堅決搞，大膽搞，放手搞，以此來加快我省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這段講話為幾個月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向中央要權，爭取“先走一步”，作了思想上的動員，也使深圳、珠海兩地干部群眾深受鼓舞。

　　三

　　深圳市剛成立，張勛甫、方苞等市委領導就帶領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在一片荒涼的土地上開始描繪未來深圳的藍圖。為了落實省委的指示，盡快把人民群眾的生活搞上去，他們向省委提出在深圳搞一個“先富區”，決定將邊境地區13 個社、鎮開辟為“先富區”，這個“先富區”占全市社、鎮總數的47.8%，面積是327 平方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后來確定的“深圳經濟特區”基本上就是在這個范圍內。

　　為了盡快解決群眾生活困難，深圳是廣東最早推廣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地方之一。為了確定未來城市的發展中心，張勛甫同志帶領市委一班人在一片荔枝園邊選中了當時的深圳市政府辦公地，在當時的鄉間小道上，規劃了60 米寬的城市主干道。從一開始就確立了比香港更高的城市建設起點。

　　在聽取張勛甫等同志向省委所作的匯報時，我父親指出，深圳將來不僅要建成外貿出口基地，還要大力吸引外資，全面發展，盡快建成一座現代化城市。

　　1979 年4 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我父親是中南組會議召集人，王全國同志在小組會上按照省委決定，代表廣東省委、省政府向中央提出體制改革的建議。我父親不失時機地插話補充，希望不僅要決心改革經濟體制，也要改革行政體制。4 月17 日，我父親在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小組負責人匯報會上，向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匯報時提出：“廣東臨近港澳，可以發揮這一優勢，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期間，我父親還專門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談到廣東省擬在深圳、珠海設立“貿易合作區” 的設想，但如何定名還有爭議。小平同志對我父親說，還是叫特區吧，“當年陜甘寧不是就是特區嗎？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小平同志與我父親的這番對話有一個前提，就是他們在陜甘寧邊區相識的時候，陜甘寧邊區就叫“特區”，我父親當時為延安把守著“南大門” 也稱“關中特區”。當時的關中特區與國統區犬牙交錯，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小平同志在我父親主政的關中特區所在地桃曲園駐扎過一段時間，對此印象深刻。

　　這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可以“先走一步”，“采取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并批準在廣東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廈門設立“出口特區”。不久后，谷牧副總理帶領一個工作組來到廣東，起草關于經濟特區的有關文件。就設立特區的諸多問題與廣東省委、省政府進行磋商。參與起草這份文件的除了谷牧副總理帶來的工作小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第二書記楊尚昆，以及劉田夫、王全國、范希賢、曾定石等人也參加了修改。經過近一個月艱苦細致的討論修改，這份凝聚著改革勇氣與智慧的文件終于定稿，這就是中共中央關于設立經濟特區的50 號文件，經濟特區的建設由此拉開了序幕。

　　四

　　創建特區，對于剛撤縣建市不久的深圳，意義重大。特區究竟要搞多大，是“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當時卻有不少爭議。

　　張勛甫書記和深圳市委一班人希望在“先富區”的基礎上搞，就是在320 多平方公里的范圍設立特區，而當時有關部門的領導，卻只同意在很小的范圍內搞。兩邊爭執不下，態度都很激烈。

　　谷牧同志贊成我父親提出的意見，明確表態，只能大搞、快搞。最后，我父親召開省委常委會研究拍板，支持了張勛甫等深圳市委同志們的意見，決定要搞就要大搞，最后確定了深圳特區的范圍是327.5 平方公里（當時經中央批準的珠海經濟特區范圍是6.8 平方公里、汕頭經濟特區面積是1.6 平方公里、廈門經濟特區的范圍是2.5 平方公里）。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一決策十分正確，因為這個富有戰略遠見的決定，深圳經濟特區成為四個經濟特區的“排頭兵”。

　　為了加強對經濟特區的領導，經我父親提議，省委研究決定，重新配備了深圳經濟特區的領導班子，并明確特區管委會是省人民政府對特區統一管理的機構。深圳市委是一級黨委，深圳特區必須在市委統一領導下進行工作。作為深圳特區創建初期的領導者和參與者，張勛甫、方苞同志他們這一屆的市委、市政府班子，為經濟特區創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記住曾經走過的道路，銘記張勛甫同志在內的那些開拓者和建設者們為深圳崛起所作的貢獻，就是不忘初心，也是我們今天繼續奮進的動力。

　　創建深圳經濟特區的那段崢嶸歲月已經遠去，張勛甫叔叔這一代開拓者們的背影卻不會遠去，深南大道旁那尊拓荒牛，就是他們的精神寫照。今天的年輕人在享受著特區建設成就，感受現代化城市生活，用智慧追逐創新驅動的科技夢想時，不應該忘記那些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的開拓者和先行者。他們的背影并沒有遠去，他們閃光的足跡已經深深印刻在我們這片美麗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