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張軍

 

　　雖然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未減壓力備受全球關注，但近距離觀察中國內部各地區的增長模式，卻告訴你不一樣的故事。中國國家統計局近年來公布的31個省市季度和半年度GDP增長數據顯示，重慶和貴州這兩個西南省市，最近的經濟表現非常出彩。而同樣是資源豐富的山西，雖距離北京不遠，則日落西山。巨大的增長差異也在都曾是重工業主導的省份出現。一個刺眼的現象是，天津、山東和江蘇增長強勁，而東北三省和河北則出現了經濟衰退。

 

　　地區增長格局發生的這些明顯變化，與其說刻畫了總體增長率的下行趨勢，還不如說顯示了增長動能的改變。那些增長率強勁的省份，無一例外地歸因于本土服務業相對于制造業的擴張。即便是出口占比較高的上海和浙江，也因為服務業的超常增長而大大減輕了出口市場的收縮對本地經濟增長造成的巨大沖擊。

 

　　2008年，隨著全球經濟進入危機后的“新常態”，中國經濟不得不加快了“再平衡“的步伐，以適應外部市場需求的變化。“再平衡”意味著中國的增長需要從長期以來依賴鼓勵出口加工的產業政策向更多依賴國內本土消費者多樣化需求的增長促進政策調整。

 

　　地區增長動能的這些變化對中國未來的增長具有長遠的含義。在集中于制造品出口的戰略中，把本地的制造業優勢納入到全球生產鏈（global production chain）是個關鍵，也是過去那些以出口為導向的成功的經濟體在產業政策上的重心。但當經濟增長的政策重心轉向國內市場時，政策的出發點不再是如何嵌入全球生產鏈，而是如何面對和服務本土的多樣化需求或者需求鏈。這一重心轉移必然為那些與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高度關聯的產業發展提供機會。

 

　　曾幾何時，這些與消費者需求多樣化高度關聯的產業卻被劃分到了“服務業”（services）而不是“制造業”的統計口徑。但不可否認，這些服務業當中的很多與制造業密不可分，比如交通運輸、房地產、信息和通訊設備等，它們至少具有較強的后向關聯，支撐著對基礎設施和設備投資的強大需求。所以，與傳統的看法不同，這些服務業的擴張并不必然擠出制造業，同樣，擴大“消費”這些服務品當然也并不擠出“投資”。

 

　　盡管這些年來通訊，信息、交通、物流、金融、保險、房地產、醫療和教育等產業在中國發展較快，但它們本來可以有更快更好的發展，是可以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做更大的貢獻的。研究顯示，盡管服務業的總體勞動生產率低于制造業，但以上這些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卻顯著高于制造業而不是相反，這一點也許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在最近一篇討論韓國經濟增長趨勢的論文里，高麗大學的Jung-Wha Lee教授的測算發現，交通運輸、房地產、信息和通訊設備等行業的人均增加值（value added per worker）平均要高于制造業的平均值，在美國如此，在日本和中國也是這樣。這說明，假如這些行業在中國有更快的發展，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的外部沖擊就要小很多。

 

　　不過，正如日本和韓國過去的經驗表明的那樣，從出口導向的增長戰略轉向依賴多樣化的本土需求的增長模式是艱難和痛苦的。毫無疑問，中國正在轉型之中，而且之前形成的GDP增長趨勢可能因這一轉型而改變。日本和韓國的情形表明，轉型的代價巨大，難免增長驟然降速，弄不好也可能滑入陷阱。

 

　　盡管中國有潛力巨大的消費者規模，并且2008年以來外部沖擊造成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為經濟結構向這般服務業的轉型提供了機會，到目前為止顯示出結構轉型積極信號的省份也寥寥無幾。事實上，受制于大多數地區的結構轉型的痛苦和代價，中國的經濟下行壓力仍難以得到緩解。

 

　　這些表明中國的結構轉型面臨更多根本性挑戰。這是因為，與加工出口業的單一模式和嵌入全球生產鏈的增長政策不同，基于本土需求多樣化的產業發展依賴更高的人力資本和研發投入，也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更公平和更自由的市場準入制度，換句話說，對治理和制度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些條件依然需要通過中國政府堅持不懈的結構改革來加以創造和改善。不可否認，結構改革的難度正在對中國的領導人提出巨大挑戰。

 

　　不僅如此，中國還面臨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城市化過于緩慢的進程。過去25年，中國基于出口戰略的工業化政策盡管維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城市化的進程依然十分落后。實際上，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城市化進度相當落后，而且城市人口因為大城市發展受到政策限制而過于分散。大城市群的缺失和過于分散的城市人口限制了那些具有很強網絡關聯效應（network externalities）的服務業多樣化的發展空間。而這些網絡關聯效應較強的產業具有很好的生產率增進的功能，對于中國經濟結構的現代化當然也必不可少。

 

　　當中國經濟正在把增長的動力轉向非貿易部門——信息技術、通訊、交通、物流、金融、保險和房地產的時候，城市化的滯后成為一個現實的障礙和巨大的潛力。中國需要在未來10-15年里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特別是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建設。在實現增長模式的改變和結構的轉型方面，加快城市化理應是中國頭等重要的任務。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