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角落裏有個朋友走過來對我說，我認識你，我不喜歡你，我是一個一直反對你的人。我覺得這很正常。有些人會覺得，我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背後有陰謀、有勢力，但是在當今的中國，凡是能公開說一個人背後有陰謀的，這人都沒什么陰謀，能公開評判一個人有勢力的，這人都沒什么勢力。”韓寒的聲音不大，但中央大廳滿滿當當一廳的人都能聽得清楚，就在剛剛，台下有個礦泉水瓶沖他扔了過來。

　　上海書展正式開幕的第一天下午，韓寒在安保人員的層層護衛之下自展覽中心7號門入場。黑色圓領T恤搭配深色牛仔褲，鼻子上架著黑框眼鏡，腳蹬一雙黑色系帶運動鞋，這種簡單隨性的打扮似乎與謹慎森嚴的安保布置構成一種矛盾性——相關工作人員提前半小時至現場“踩點”，上台後安保幾近嚴厲地阻攔試圖跟上前的熱情讀者。的確，當我們細數今時今日包圍在韓寒身上的標簽和光環時，“作家”已經很難排在第一位了，近幾年韓寒都沒有重要文學作品發表，而從書展短暫現身之後也是要匆匆趕去為新電影尋找取景地。

　　這一次韓寒在好友張悅然新作《繭》的發布暨簽售會上亮相並與其展開對話，是兩位八零後代表人物自新概念十周年以來，首次在公開場合“同框”。當二人聊起十多年前的作文比賽，“作家”韓寒一瞬間就回來了，沒錯，是那個笑起來略顯羞澀卻激揚文字的韓寒，那個“像少年啦飛馳”的韓寒。　

　　張悅然的文字有種冷淡的風格，冷冽中帶著希望

　　談及文學創作，韓寒非常欣賞張悅然對文學的堅守，他很高興能看到她一直在寫，也會追一追她辦的文學期刊《鯉》，而自己因為賽車、因為電影，出版的事情兼顧很少，很慚愧。他眼中的張悅然是這樣的：“文字裏一直帶著非常非常冷冽、冷淡的風格，但這種冷淡和性冷淡不一樣，還是會充滿著溫馨和希望，這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她的細節處理非常漂亮。而且我覺得張悅然跟我一樣，在寫作的時候對故事不是那么看重，更多的是對文字細節和質感的營造。”

　　在韓寒看來，任何書寫的起點都是自我。不管是八零後的作家，還是八十歲的作家，成名的還是尚未成名的，都在作品裏不斷寫自己、回顧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執著的、並且最擅長的表達，即使看起來是在關心更長遠的曆史，關心他人，但落腳點還是自己。

　　我們的起點是成名，但成名不會一勞永逸

　　距上一本長篇小說《誓鳥》的出版已經過去十年，張悅然的《繭》一經發表，迅速穩居各大網店銷售榜前列。通過對一樁發生在“文革”時期駭人聽聞罪案的不斷抽絲剝繭，張悅然在小說中試圖還原曆史場景，也讓曆史迷霧給下一代烙下的殘酷印記慢慢浮出水面。因為這種對敏感的個人體驗式寫作的告別，《繭》的創作似乎使得長期被貼於八零後作家身上的標簽忽然間失效了，而在關於當代曆史深思的坐席上，也有了一位新的八零後發言人。

　　張悅然坦言這本書的創作對自己而言是一個重新出發的過程：“我們的起點是所謂的成名，但成名並不是一件一勞永逸的事情，還是會繼續面對很多的困難，繼續在自己的道路上成長。我有個很深的感悟，我們會隨時重新出發，拋棄掉從前很多的東西重新出發。”

　　韓寒則用平和和溫情化來形容自己從成名至今的變化，“我最大的感觸是自己在變得越來越平和，越來越溫情。雖然還是會有比較犀利的東西，有的時候半夜醒來連我自己都覺得，呀，這個想法好汙，或者這個想法好犀利，但我現在會再想一想，再忍一忍，再多聽聽其他人的想法。這么多年來，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後，回首自己寫的雜文，覺得雖然很爽快，但有些觀點在那個年代下還是顯得有一些偏頗了。”

　　面對書展上那個聲稱要一直“反對”他的不速之客，韓寒的這種“平和”盡顯無遺。他非但沒有責怪，還大有賈寶玉被雨淋濕不管，卻喊齡官躲雨的風范，請現場的讀者們不要驚慌，“剛剛那位朋友是在這個角落裏的，他現在已經離開了，希望現場的朋友不要受到驚嚇。”

　　張悅然也要拍電影? 寫作始終是最重要的事

　　一起從“新概念”中走出，韓寒憑借《後會無期》奠定其導演的身份地位，更多的新電影在緊鑼密鼓的制作之中，而在下午的對談裏，張悅然也透露了自己將親自把小說《水仙已乘鯉魚去》搬上大銀幕的消息。她表示，寫作始終是最重要的事情，但不排斥用另外一種媒介表達自己。以現在的視角看待十年前的作品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她對此充滿好奇。

　　“導演”前輩韓寒覺得作家拍電影並沒有太大的優勢，即便在編劇和改台詞方面能夠發揮有限的語言文字上的專長，一個好作家也未必能拍出一部好電影。但就像韓寒下午在台上多次提到的張悅然出品必有佳品一樣，他相信張悅然定會在電影上面做足夠多的准備和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