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女作家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在短篇小說《蛋與雞》中寫下了一個讓人無比迷惑的句子：“我把開始奉獻給你，我把初次奉獻給你，我把中國人民奉獻給你”，憑著她認知中的最神秘之物“中國人民”，李斯佩克朵遙遙地向“蛋與雞”的神秘性致敬。六十年過去了，當奧運會第一次在南美召開，我們發現這種神秘是相互的，一如巴西對中國，對於巴西，中國人民即便不能說一無所知，至少也是所知甚少。
裏約奧運會開幕式上，巴西國寶級歌手達維奧拉彈吉他清唱國歌《聽，伊匹蘭加的呼聲》。
開幕之前媒體與網友的吐槽已將這種無知暴露無遺，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至少還呼應了裏約奧運會大Party的狂歡性質。然而，在一場完全展現巴西文化自信的令人心醉神馳的開幕式後，著名學者許子東老師在接受鳳凰網采訪時的發言，則暴露了這位中國知識界代表人物對於巴西與拉美曆史與文化基本的無知。我想，這在中國知識界或許並非是個案。
許子東老師看到開幕式上葡萄牙人只和土著人對視了一下就非常不高興，不滿開幕式上沒有葡萄牙人屠殺土著人的情節，認為巴西現在亂了，政府無能，真不如像悉尼奧運會那樣，政府就磊磊落落地向土著人道個歉就好。
我想，許子東老師在講這番話的時候，其認知依據主要是西班牙殖民者的所作所為，我甚至覺得，他主要是帶入了盎格魯-撒克遜美洲的圖景，直接切入了“五月花”“感恩節”與“西部運動”了。
然而巴西的曆史卻不是按這個套路發展的，這塊土地自有特殊性。
首先，這塊土地上的印第安文明並非像阿茲特克與印加王國那樣強大，“文明”程度較低，也比較散生，並未形成激烈的對抗。葡萄牙從未出現過如埃爾南·科爾特斯或弗朗西斯科·皮薩羅這樣的“征服英雄”就是明證。
其次，葡萄牙的殖民策略本就不同於西班牙，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墾殖，而主要在沿海地區建立商棧。這也是因為葡萄牙是個小國，人口到現在才一千多萬，還不到北京上海的一半兒，維持一個從西到東橫亙四個大洲的海上航線十分捉襟見肘，根本顧不上殖民。
第三，耶穌會士的努力。以諾布列加為代表的耶穌會士深入到巴西內陸，建立了後來的聖保羅城，開始宣教並采取各種方式保護印第安人。為了讓印第安人不被葡萄牙殖民者禍害，耶穌會士甚至對販賣黑人采取了容忍的態度。何以天主會選擇保護一群人而犧牲另外一群人?這是耶穌會士難以啟齒的傷與不可洗白的黑。
當然，這種對曆史的概況是十分片面的，葡萄牙的殖民曆史及與印第安人的接觸曆史要複雜得多。也不能為殖民者洗白，確實是有對不起印第安人的事，尤其是在開拓者們擴張領土的時候。我只是想強調，葡萄牙統治下的巴西是完全不同於北美的，甚至和西班牙殖民地也有極大的差異，直接用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去套用十分不合適。巴西是巴西，澳大利亞是澳大利亞，在對待印第安人這個問題上，澳大利亞白人道歉得這麼晚實在假惺惺，而巴西的印第安人和葡萄牙人眉來眼去一下也真就夠了。
葡萄牙是在荷蘭與法國明確表達出對那塊肥沃殖民地的覬覦之後，才真正開始了殖民巴西。他們派出了軍隊，趕跑了荷蘭人，確認了對巴西的絕對統治。我有不少中國知識界的朋友，對於荷蘭沒有成功占領巴西一事耿耿於懷，覺得如果宗主國不是葡萄牙這個天主教廢柴，而是荷蘭這個發達的新教國家，那麼以巴西的先天條件，何愁不混個第一世界國家當當?
可是巴西著名學者、曆史學家塞爾吉奧·布阿爾克·德·奧蘭達(Sérgio Buarque de Holanda)就一點兒也不覺得遺憾和委屈，他說如果不是散漫的葡萄牙人和天主教文化，那麼巴西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了。在《巴西之根》中，他詳細地對比了葡萄牙與荷蘭人之間的差異。荷蘭人打北方來，喜寒怕熱，熱愛秩序，到哪兒都要建個整潔幹淨的城市，給自己人住，特別不愛下鄉，尤其不跟土著婦女亂搞。葡萄牙人從溫暖的南歐來，對熱帶的氣候比較適應，性格也不是那樣龜毛，吊床上也能睡覺。葡萄牙本土等級制並不森嚴，再加上高門大戶的都不來巴西，所以來巴西的這批人也沒什麼門戶之見，跟土著婦女通婚也不是什麼大事。這樣，才能孕育出一個新的種族，成為了未來巴西的基礎。
我也一點兒不覺得遺憾，因為如果荷蘭真的占領了巴西，那麼巴西今天就成了南非。現實如此打臉，我真不願提醒那些善心人。
從巴西獨立那一刻起，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獲得一種全新的身份，核心就是要處理前宗主國葡萄牙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若澤·德·阿倫卡爾的《伊拉塞瑪》作為“國家性”的第一種書寫嘗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浪漫化的文化“聯姻”范本。那位有著“比蜜還甜的雙唇，比鴯鶓還矯捷的身段”的印第安公主伊拉塞瑪(Iracema，America的打亂拼寫)，就是多看了葡萄牙的勇士馬丁那麼一眼，然後就結下了一段姻緣。伊拉塞瑪在孤獨的境地中萬分痛苦地生下了他們的愛情結晶，取名莫阿西子，意為“痛苦之子”。 這個孩子便是塞阿拉的象征，也是巴西的象征，異質文化痛苦融合的產物。
後續還有對於黑人文化的認同與融入。如今的巴西，其文化是葡萄牙文化、土著文化與來源於非洲的黑人文化三位一體。為何要如同澳大利亞人一樣，向土著人道歉?既然巴西人早已彌合了傷痛，取得了對身份的共識。殖民最大的惡果就是造成殖民地的內部對立，而沒有經曆太大的撕裂與對抗就建構了身份，這是巴西的幸運，也是它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包容”已經構成這個國家的民族性。
這一屆奧運會開幕式的主題，除了“環保”，更重要的便是“融合”。巴西人用音樂、詩歌、舞蹈完美地展示了這一過程，這是“文明”與“野蠻”之間心悅誠服的彼此投降。各種來源的文化要素，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奇觀。這當然是偉大的貢獻，並不遜於希臘的光榮、羅馬的成就、英倫的保守主義、法蘭西的自由平等博愛，尤其是對於當下的世界。
我上面的那些引用與對巴西融合性身份獲得過程的描述，有點太“右”。也許會冒犯我朋友圈裏的那些左派朋友。但我想說，如果你們想要“左”一點的觀點，我這裏也有。閱讀巴西思想史，最吸引我的，就是精英知識分子不斷超越既定的文化優越心理不斷自我否定的過程。巴西性的真正形成，不是一人之功，亦非一個觀點，而是幾代知識分子左右互搏彼此包容的產物。偏見融合偏見，也就成了真知灼見。
人亦是複雜的，一個人可能一三五喜歡把頭發往左梳，二四六喜歡往右梳，周日再梳成中分。就比如著名詩人卡洛斯·特魯蒙德·德·安德拉德吧，他的名作《花與惡心》在開幕式時被費爾南德·蒙特納哥與朱迪·丹奇共同朗誦了一下，然後被許子東老師評價為這招“太文藝”了。年少時他很悲觀，為賦新詞強說愁，中年時他寫政治承諾詩歌，晚年又隱入了玄學，探討生死。如此複雜的人物，選的又是他最具政治承諾性質的詩歌，實在無法被“文藝”定性。
“環保”當然不是對西方普世主義話題的追捧，而是巴西人民現實的訴求。巴西守護著地球的綠肺——亞馬孫。在自身經濟發展與全世界人民的福祉面前，“可持續發展”是現實的政治，也是沉重的承諾，絕非表現在世界鏡頭前的惺惺作態。建設伊泰普水電站時，上遊的著名景點“七瀑”不幸成為犧牲品，水庫建成之日，就是它們消失之時。巴西以國家的名義，為這七條瀑布舉行了葬禮，總統、議員、詩人、藝術家悉數參加，送“七瀑”最後一程。多麼可笑!多麼輕薄!巴西人，他們居然給瀑布送葬!
這也是音樂的功能。桑巴也好，波薩諾瓦也好，都起源於爭取自由——個體的自由與表達的自由——的鬥爭，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自帶抗爭性與革命性。如此深具革命性的波薩諾瓦何以在世界，主要是在東亞，演變成了“小清新”?
巴西依然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國，而只是一個區域性的國家。我從來不想洗白巴西的混亂，奧運會將巴西的困境袒露在世界人民面前，此刻的經濟危機與政治混亂，部分原因在於巴西過分高估自身實力而導致的政策失誤。世界杯與奧運會的申請也與巴西急於在世界面前得到認同有關。全世界鋪天蓋地的嘲諷，是巴西付出的代價。但是，當我們看到奧運會開幕式，巴西人以Gambiarra的自嘲心態面對世界的質疑時，我們便知道，巴西人已經從這個虛妄的迷夢中清醒。我想，這個領土面積世界第五、人口總數世界第五、經濟體量世界第六的國家，終於可能有機會去承擔起他們一直承擔不了的大國責任了。
一次奧運會，暴露了兩國之間認知的缺失。同為第三世界的大國，巴西面臨的某些困境，其實也正是中國需要面對的。與其互黑，不如共情。而且，如果我們未來的發展還需要巴西的鐵礦與石油，如果我們還希望將通訊設備與高鐵技術出售給巴西，我們更需要深入地了解其曆史與現狀、民族精神與普遍認同。這一切都需要謙卑、謹慎與勇氣。富饒的巴西與勤勞的中國，在了解自身與彼此，反省既往、拿出正確的決策之後，應該會共同擁有美好的未來。當然，它們都還需要老天的眷顧。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學西葡語系副教授，葡語文學研究者、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