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等監管機構發起了大范圍的互聯網金融打假活動，互聯網金融打假包括這些年野蠻生長的P2P貸款、股權眾籌、“過橋”金融、網上保險等“錢生錢”的騙錢游戲。

 

　　在中國，很多騙局都以創新之名崛起，如今背有“詐騙”集中營嫌疑的互聯網金融也是如此。“網貸之家”稱，截止5月底，該行業未償付貸款總額達5760億元人民幣，繼泛亞、e租寶、大大集團之后，一定還有更多互聯網金融陷入其中。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肇始后的一百多年里，很多“新東西”被引進中國后，還沒有發揮正面作用，就被中國人玩“壞”了。當我們反思互聯網金融之“禍”的時候，不得不反思我們的文化有什么病。

 

　　一

 

　　“他看起來很孝順，給了我們一種假象”，張曉伍說，“胡明，我認識很多年啦！”

 

　　“看起來老老實實，人又長得很帥，很靦腆的樣子，這個孩子看起來多乖呀”，胡明的鄰居馮女士說。

 

　　這是媒體報道《深圳特大型集資詐騙案（P2P）：一個20億的熟人圈龐氏騙局》的一段采訪，被騙者基本都是熟人。

 

　　P2P平臺讓員工拉熟人投資，通過營銷活動讓客戶拉熟人注冊理財，這是P2P平臺普遍使用的營銷手段，甚至被業內認為是成本低轉換率高的客戶獲取方式。有數據顯示，2015年P2P平臺獲取客戶通過熟人、朋友介紹和微博、微信朋友圈，分別占比40.5%和33.8%，是傳統紙媒和電視的數倍。

 

　　“殺熟”攬客就是欺詐熟人拉用戶。經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席勒在《釣愚》一書中說，即使在自由市場之下，也存在各種欺騙行為，但是，當類似“殺熟”這個詞語高頻率地出現在我們社會中的時候，顯然已經不是“欺騙均衡”，而是“欺騙不均衡”。

 

　　沒有經過價值判斷的道德行為有著超乎尋常的正義感，這種正義感缺乏理性思考，不具備完善、改變和自我訓練的能力，是赤裸裸的“道德暴力”。現實中的“殺熟者”與“道德暴力”一脈相承，大多是遭到“懷才不遇”傷害最深的人。他們被催眠后，缺乏理性和自由的判斷，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多吃多占后，還拉人入伙分享，簡直是人品爆棚。 這些都是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病。

 

　　“騙子生意”的規模和社會影響力，取決于百姓的社會識別和法律制裁騙子的能力。社會識別主要依靠社會道德和公民素質；制裁主要依靠法制。中國法制的社會治理能力如何，這個毋庸討論。觀察抵御欺騙的社會識別——社會道德和公民素質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孕育 “騙子生意”的土壤究竟在那里？顯然更有現實意義。

 

　　年初，網傳“e租寶員工留遺書家中自殺”的報道說明，很多參與P2P騙局的人既是受騙者，也是騙人者。事后，有人質疑這個新聞的真實性，認為是e租寶員工求關注的“炒作”。不過即便是 “炒作”，從“自殺者”留下的“遺書”來看，他們已經完成了生物學家羅伯特·特里弗斯的理論：這是一群已經完成了“自欺”過程的騙子，他們在“殺熟”時候表情自然，遭遇審判的時候痛心疾首。

 

　　有專家批評說：“e租寶事件發生以后，有很多投資人聚眾鬧事，怪政府，怪國家，從頭到尾都沒有怪過自己”，自己不成熟，素質不高，遇人不淑，被“殺熟”，為什么要賴政府？

 

　　專家的話聽上去很有道理，但是，為什么這些“不成熟的人”出事以后總是要找政府呢？

 

　　人類社會經過千百年的進化，發展出了家庭、家族、宗族、部落、行會、國家等組織，方便個體在遭受傷害的時候尋求庇護。

 

　　在經濟層面，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組織”以包攬工作、住房、生兒育女乃至夫妻使用的避孕套等生活工作細節，完全摧毀了承擔各種社會互助與救助責任的民間組織，并讓每個人對“組織”形成依賴。今天，當個體遭遇不公的時候，自然會習慣性地找“組織”和國家討公道。

 

　　在文化層面，投資者不成熟很大程度上和長期以正面宣傳和推崇道德說教的社會輿論環境有關。片面的正面宣傳和道德說教，把整個社會打扮得陽光明媚，凡是遇到社會負面的東西就“404”和“刪貼”，讓普通老百姓看不到社會的陰暗面，對“人性之惡”放松了警惕。

 

　　在市場經濟里，人人都需要具有風險防范意識，而在“愚民教育”的社會輿論環境中，普通人的風險意識必然不夠，特別是身邊熟人出手的時候，更是容易大白天被推進陰溝里。

 

　　二

 

　　“殺熟”究竟從那里來？社會學家鄭也夫說： “殺熟” 雖然在全世界都存在，但“思想改造”運動開創了中國大規模“殺熟”之先河，30年多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每一次都有“殺熟”在發揮作用。

 

　　1955年，被稱為”建國后第一個公開告密者”的舒蕪，把自己與胡風的34封私人信件，分門別類摘錄并加以批判，冠名《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自撰寫編者按語，點名路翎等人，要求“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的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

 

　　由舒蕪主動請纓，毛澤東親自推動，利用“私人信件”打擊“論敵”的運動就這樣在全國展開。公開“私信”由此成為以后政治運動中“殺熟”的重要武器，甚至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樂此不疲。

 

　　在“胡風反黨集團”一案中，公開“私信人信件”的做法，在法律層面，破壞了公民通信的自由權利；在社會層面上，離間了親朋好友的關系，并讓“殺熟”者有利可圖，起到了鼓勵了熟人間“互殺”的效果。時至今日，當這些“殺熟”手段被利用在商業上的時候，甚至出現了“編造”微信聊天記錄的軟件。

 

　　補丁一下，在1954年，胡風寫給黨中央的“三十萬言書”（《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的第三部分，胡風率先引用他與舒蕪的“私人信件”和“私人談話內容”，報告舒蕪惡毒攻擊人民解放軍、攻擊毛澤東思想，是打進黨的內奸，是叛黨分子。（《胡風全集》第6卷）

 

　　一個個“坑親殺熟”的故事，就能“串”出一部中國現代史。

 

　　今天，最無所顧忌的公開“私信”是“微商”、“P2P平臺員工”在朋友圈發布手機私人聊天截圖，顯示自己產品如何牛，理財產品如何“投資少收益高”（現在聊天截圖、朋友圈截圖，都有軟件自動生成）；很常見是朋友、熟人、戀愛男女反目，把對方的網絡“私信”截屏公開放在網上，打擊對方。

 

　　總之，公開“私信”是中國今天最普遍的“殺熟”行為。即便在我身邊，近之，我親眼看到擁有北大、清華、留美博士等各種頭銜的“青年導師”，把網絡“私信”聊天記錄整理成材料上報“組織”打擊對手；遠之，有國內人士，天天告誡別人打電話不要錄音，自己卻把和朋友的電話統統錄音，并安排助手分門別類整理，買移動硬盤保存，以備未來。

 

　　回觀中國的政治運動，其使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揭露、批判、斗爭”等這些方法，在實操層面就極其容易把人與人之間關系誘導為成相互攻擊。加之個人利益的驅動，夸大或歪曲事實，以不實之詞損熟利己的“殺熟”行為在無聲無息中自覺完成。

 

　　從操作層面分析，思想斗爭大多是在“組織”內部的熟人之間展開。為了達成“人人過關”的目標，必然會導致彼此熟悉的人相互和批判，如果不熟悉，手里沒有料，顯然是完不成“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目標。

 

　　在文革中，從維熙揭露劉紹棠“下鄉帶饅頭”、“不繳黨費”；臧克家、馮雪峰等人揭露艾青生活腐敗，甚至列舉無數細節；錢鐘書、楊絳夫婦被保姆告密在家用英語吵架，崇拜資產階級思想；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的任仲夷被警衛揭露每天要吃二兩肉。

 

　　三

 

　　信任與合作是人類社會從核心家庭、血緣關系、親屬關系向朋友、熟人擴張，并在部落中形成的文化。信任與合作是從個人利益出發，努力發展彼此互惠的“雙贏”機制，其中包含著對個人訴求的尊重與對個人私欲的制約。信任與合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鼓勵個體向親屬關系、朋友關系、大家庭、小團體以及熟人之間開戰，以保護人與人之間的親和性。（鄭也夫《神似祖先》）

 

　　在美國，伯格和威蒂是美國南波士頓貧民窟長大的一對親兄弟，伯格后來成了馬薩諸塞大學校長和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主席（1978－1996），而威蒂成為了波士頓黑社會組織冬山幫的領袖人物，被控犯有19項謀殺罪。為避免遭遇逮捕，威蒂在1995年潛逃，至今仍然逍遙法外。盡管伯格有和他哥哥通電話，他卻對外聲稱并不知道哥哥的下落，并拒絕協助警方調查。（桑德爾《公正》）

 

　　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幫助社會將犯罪繩之以法，但在威廉·伯格看來，對親和性的保護應該凌駕于這一社會義務之上。雖然2003年威廉·伯格在公眾的壓力之下辭去了馬薩諸塞州大學校長一職務，但他并沒有因為阻礙警方調查他哥哥的藏身之處而遭到起訴。

 

　　在中國，P2P平臺和“微商”朋友圈營銷的“殺熟”行為，是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建立營利性商業網絡。把原本人與人之間可信任的、相互影響的消費圈子，演變成帶有商業目的的市場營銷圈子。P2P平臺和“微商”的朋友圈營銷，不僅要推動熟人消費，更是要借此來建立商業影響網絡。

 

　　P2P平臺和“微商”將社會網絡營銷制度化，實際上是把人與人之間基于社會邏輯建立起來的熟人圈子按照商業邏輯運營，并利用“殺熟”迅速變現。其制度化地使用“殺熟”營銷之所以如此迅速鋪開且石無忌憚，是因為社會輿論以及內化到個人內心都不會遭遇“殺熟”的譴責性壓力。

 

　　熟人之間的親和性養成，對“殺熟”的輿論壓力，是依賴宗族、家族、同鄉會、行會、商會、教門等各種民間組織千百年來養成的社會信任體系。中國今天“殺熟”文化的盛行，不單是政治運動的后遺癥，還包含著“組織”發展過程中，對上述一切民間組織的鏟除與消滅。文化的摧毀是一個重要方面，“組織全包”的配給制，對傳統社會民間互助組織的全面取代也是主要原因。

 

　　和比P2P平臺和“微商”毫無底線、制度化地使用“殺熟”營銷相比，更為不幸的是我們社會的信任制度。大而言之，整個社會缺位現代信用體系，熟人之間的人格信任還是社會信任的基礎，而前進中的中國社會，不斷增加的“經濟人”又經常會利用“道德人”的弱點，一步一步地在蠶食中國傳統的“熟人信任”。

 

　　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創新和重建社會信任，而創新又往往伴隨對社會信任的踐踏。面對這個沒有缺口的死循環，如果民間社會組織不被迅速發育，圈子信任不能迅速補缺，等待我們將是是現代文明路上更加漫長的休養、生息和復蘇。

 

　　民間社會發育之路，路漫漫及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