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韩剧《太阳的后裔》剧照。

　■本报记者 柳森
　　近来，韩剧《太阳的后裔》才播出几集，便已掀起现象级收视热潮；仅2014年一年，原本平价的韩国综艺节目版权引进费水涨船高，攀升至以往的8至10倍；不经意间，韩食、韩妆、韩装乃至“韩式婚纱摄影”的品牌连锁店，已遍布我国诸多一线城市的大街小巷……
　　如今，谁都不能否认这股“韩流”汹涌，可它已从上世纪末绵延至今，火足十余年。
　　1998年，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曾赴韩授课一年。今年，他再度踏上这片土地，开启为期一年的讲学。当他和记者聊起韩国社会生活这十多年来的风貌变迁，一串串“韩流”持久涌动背后的密码，逐一浮现。
　　转型期的变与不变
　　解放周一：1993年，韩国电视剧《嫉妒》在央视播出，那是韩剧首次登陆内地荧屏。但它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直到1997年，同在央视亮相的电视剧《爱情是什么》一炮而红。1998年是您第一次踏上韩国这片土地。当时有带着什么想解答的疑问一同前往吗？
　　梁永安：1998年，我应复旦大学合作学校——圆光大学之邀前往韩国，教授为期一年的中国语课程。
　　去韩国之前，我也看了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爱情是什么》。它之所以受欢迎，我想是因为大家一下子从里面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伦理人情，却比我们日常能够感受到的更细腻。加上韩国人在电视剧里的语言和说话方式都挺直接有趣，有一种传统乡村的风格，就给人很自然、亲切的印象。
　　当时起飞于上世纪60年代的“汉江奇迹”已走过朴正熙时代，进入金泳三时代。经济上很成功，在“亚洲四小龙”中的表现也非常好。而我很好奇，韩国这个社会，是如何从“传统”一步步转向“现代”，它在文化上的表现如何。
　　解放周一：那时的韩国社会给您怎样的印象？
　　梁永安：总体印象是，当时的韩国已经完成经济起飞，进入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国家的行列。
　　有两个气象特别明显。一个是整个社会正在向汽车社会转换。一些社会底层家庭也开始拥有私家车，类似我们的奥拓。社会的交往方式则因流动性和移动空间的大幅提升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另一个气象，是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开始向“工商社会”、“消费社会”靠近。
　　那时韩国近一半的人口向汉城聚集，能感到“人生流速”普遍加快，变成一个流动的移民社会。在一个庞大的城市空间里，很多个体对自己、对各种情感乃至未来生活产生不确定，有一种不知道生活的根性到底在哪儿的飘移感。
　　也正是这种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韩国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感受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那段时间，本不怎么被韩国人理解、以苍茫悲情打底的日本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在韩国开始多起来。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明星和影视作品也颇受欢迎。这些文化作品里的情绪形形色色，却可以跟那个阶段人生处境正在发生转换的韩国人产生共振。那时的韩国人普遍向往现代的东西，却因为心里有焦虑、压抑需要释放、纾解，对娱乐文化的需求明显增大。
　　走在最发达的汉城街头，还能看到前经济腾飞年代的清苦神色和色彩比较灰暗的衣着打扮。整个城市无论公共设施还是物质、服务，在细节上还有很多落后的痕迹。但比之父辈，整个年轻一代的精神状态、审美趣味、价值追求，明显更开放、明朗一些。
　　有意思的是，当我与韩国学生聊起这些现象，我发现，他们表面上热切需要一套更现代的生活方式，骨子里的文化基底却没改变，依然还是中国儒家文化——看重人的现世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情感联结，对待自己的祖先、父辈、前辈非常恭敬，集体生活中非常注重规则、纪律、责任。
　　儒家文化融合现代专业精神
　　解放周一：差不多是在《大长今》红遍亚洲之后，亚洲人民都知道，韩国政府特别重视打造自己的文化产业，特别重视对外文化传播。这一点，是不是韩流持续汹涌至今活力不减的决定性因素？
　　梁永安：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确实推出了一系列非常有分量的公共政策，让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不仅是在公共资源配置、税收上利好不断，还支持设立了一批文化产业区、影视基地。相较而言，一直努力把动漫推到世界上去的日本政府，却更多倚赖社会自身的力量。
　　但我在1998年前后还是产生了一些疑问：韩国流行文化确实吸纳了大量外来文化成分，与形形色色的大众娱乐也走得很近，但下一步，如何找到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点，由内而外地生长出自己的文化语言，形成有自身特点的新题材、新形态、新表达？它的文化产业可以持续地走下去吗？社会文化如何在创新中持续推进？
　　回国以后接触一些关于韩国的报道、材料，加上今年再度有机会可以深入观察，我发现他们做得还真不错。
　　至少在我看来，如今韩国经济社会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文化生产的内生性增强了，有自己的脉络。与此互为表里的是，韩国社会的中产化基本完成，新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来了，处于沉淀时期，基本结构形成，细节化和丰富化还在进行。近两年那些红得发紫、形成一波又一波收视高潮的韩剧、综艺节目，无疑是这一过程的具体表征。反映到文化生产从业者身上，就是他们普遍积累较深、训练有素，人又特别敬业、谦逊。当儒家文化基底融合现代专业精神，一个较好的转型过程就这么实现了。
　　解放周一：换言之，顺利走出上述这条转型路，才是“韩流”得以不断进阶的决定性要素？
　　梁永安：没错。西方有几百年的现代文化基础，但韩国这方面还比较年轻，需要寻找民族文化基点。而正是在这十多年当中，韩国完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中产化和城市化过程，文化成熟只是其必然结果之一。
　　比如，如今韩国城市街头巷尾的咖啡馆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咖啡馆小剧场里的韩流密码
　　解放周一：很多中国旅行者到了那边也很意外。在首尔市中心，差不多每隔一个街区，甚至10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风格完全不同的咖啡馆。除了部分属于连锁品牌的门店，鲜有重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梁永安：咖啡和韩国人以前爱喝的那种老酒、烧酒还不一样。后者是一种习惯，总的来说很过瘾，却无法依托它展开丰富的交谈。谁会喝着烧酒谈论话剧呢？但喝咖啡就不一样。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在咖啡馆里的那种气氛，相对来说更轻松柔和、更艺术。
　　十余年之后再到首尔，我发现，和雨后春笋般林立的咖啡馆相映成趣的，还有活跃的街头艺术、百花齐放的小剧场聚集区。
　　从钟路区5街十字路口开始，到惠化洞132番地，在这段长1.55公里、宽25米-40米的区域内，汇聚了各种专业的演出剧场及艺术机构。1.5公里长的主道和延伸出的街巷里，遍布了上百家小剧场。这些剧场每天满载运营，每晚都有上百个剧目在此上演。
　　说实话，当得知这几百家小剧场能成功活下来时，我还是很震惊的。他们为何能生存下来？其中不少还是非专业团体。答案可能是，无论这些人年轻与否，来自哪个社会群落，他们的文化个性都在这里得到了积极的融合与呼应。
　　无论是城市化还是中产化，其实都是一个生活品位和生活方式的建立过程。生活方式的建立需要各种要素建设，涵盖文学阅读、音乐美术电影方方面面。这些林立的小剧场不仅提供了创作空间，也呼应了巨大的文化消费需求。加上开放度很高，就能让很多喜欢艺术的人都有一个可去之处。当人与作品、创作相遇之后，进一步激发的，则是人与人的连接、交流、互动、碰撞。使人可以在一种内容丰富的强社会交往中，获得更多乐趣和价值实现。
　　当人可以将文化生活作为自己生活结构中一个比较好的元素，而不是被单一的经济生活、物质需求(比如买房还贷的压力)所吞噬，他的整个生活面貌都会有所不同。他在分配自己有限的生活资源时，就可以有工作、买房之外，更多样的文化消费、社交互动意义上的选项。当他在文化消费中得到放松和宽慰，他在职业劳动中，也能过得更从容。
　　从韩流想象十年后的中国
　　解放周一：能不能这样理解，上述诸多因素的聚合，形成了一种需求层次更丰富的社会氛围，从而推动韩国的社会文化水平抵达一个更高级的状态？
　　梁永安：当以上这些方面聚合在一起，当地的文化产业也就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
　　长久下来，不仅能孕育出一个很大的属于民间的、内生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文化人也可以根据这里面的变化，不断去发现新的需求，提供新的形态，创造人与人之间更丰富的连接与情感共振。制作精良、市场反响较好的影视剧，只是其成果之一。
　　透过现象看本质，文化产业发展和有效的文化传播背后，是更好的文化内省和表达，是对人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的呼应。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生活方式到底如何建立，文化趣味体现在哪里？由于中国社会转型较韩国开始得晚，相信十年以后，中国的生活想象力、文化空间发展的内在脉络，将跟韩国当下的经验，有众多交叉和相似之处。
　　从这一点而言，今天解读韩流密码最大的意义，可能也在于帮助我们去思考，中国的社会文化如何在创新当中持续推进。
　　韩流启示
　　“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生活方式到底如何建立，文化趣味体现在哪里？由于中国社会转型较韩国开始得晚，相信十年以后，中国的生活想象力、文化空间发展的内在脉络，将跟韩国当下的经验，有众多交叉和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