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想斌

　　2015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國務院部署開展了對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的第二次大督查。同時，審計署對有關政策措施落實情況進行了跟蹤審計。審計結果顯示，個別地方與企業串通騙取中央補助資金。

　　這是一個很多人難以理解且最易發生的利益輸送方式。這種利益的一頭，是一心為人民服務的地方政府，而另一頭，則是國家財政補貼資金--這些年，國家從上至下針對特定行業、特定人員的補貼越來越多，家電補貼、生豬補貼、柴油補貼等多項國家補貼涉及生產生活的多方面。

　　而申領到該項補貼則需要機構或者個人滿足相關條件，這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弄虛作假，制造牟利的空間。于是，廁所里面能生財，病死豬肉可圈錢，死人常領低保金，水利工程是財源……這些原本是對重點扶持領域的傾斜政策，卻成為個別地方官員眼中的“唐僧肉”，“荒唐”套取國家補貼手段層出不窮。根據相關的經驗，騙取中央補助資金，至少需要有三個步驟，能欺上瞞下，有內外勾結的條件，最后利益實現瓜分。

　　當然，對于國家財政來說，地方政府聯合企業騙補的問題，并不在多還是少，只要有就屬于不正常，因為財政的本義就要求每一分錢都要用到該用的地方。因為財政補貼，是國家基于社會公平原則的考慮，去補貼特定領域，所體現的是財政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社會公平、調節產業結構的功能。

　　只是如今這樣的功能，被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勾兌所消解。其原因在于人所共知的權力不受監督這些基本的政治常識外，更主要的是，當前法律體系中關乎政策性財政補貼并沒有專門的法律依據，大部分補貼僅僅停留在行政法規的層面，這便決定了財政補貼由財政部門來審批和執行。如此，盡管看似擁有靈活性，但囿于相關的規定往往是政出多門，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問責機制，從而滋生了“騙補”。

　　而監督與問責所衍生的問題是，財政補貼資金撥付之后，并沒有評價機制來看看這部分資金該怎樣管理、怎樣使用，使用的效益如何。于是，事先的監管與事后的追責均失效，進而騙補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與此同時，騙補的違法成本亦很低。從行政責任來看，“騙補”作為財政違法行為，適用2005年2月1日起施行的《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但是，這部條例只適用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對于自然人和個人不適用，無法對這兩個主體施行處罰。

　　面對諸多的制度漏洞，顯然不是一句權力監督就能解決的，如何能夠完善制度設計且彌補這些漏洞。正如此次審計督查的特點，發現問題，推動整改，那么推動的路徑，應當放在財政補貼的頂層設計，也就是將財政補貼納入預算管理并法治化，制定財政轉移支付法，建立一個科學、規范的財政補貼制度。因為，法治才是將惡意騙補的權力關進籠子的最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