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將如何看今日之中國

　　----原始積累的功與過

　　未名壺

　　許多現象，初看是不應該發生的，卻反復地發生著，初想是大家應該有共識的，卻引起社會輿論的截然對立。似乎，真善美、假醜惡沒有了標準，野蠻和文明沒有了區別。由此引起的矛盾、困惑、痛苦、掙扎，讓我們不禁要問，這是個什麼問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於是，我想換個角度試試，跳出天天見到的、聽到的、讀到的並糾纏於其中的人和事，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今天的中國。或許，這樣可以給我們一個新的視角，一些新的思考。

　　再次資本主義化面臨窘境

　　無從猜測後人在書寫歷史的時候，會怎樣描繪和評價我們活過的今天。 但是，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來說，幾乎可以肯定，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章節，必是濃墨重彩書寫。這一章的主題很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再次起飛，或者是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其具體表現就是過去三十多年以及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奇跡。

　　基於我對“資本主義”這個詞的簡單化理解，我更願意說，這是中國“再次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再次”，是指1949年中斷以後，1980年代重新開始。我對“資本主義”的簡單化的理解，其核心就是法律認可並保護個人的權利，包括個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物權利。個人的人身權利是僱傭勞動的前提，而個人的財物權利就是財產的私人所有。相對改革開放前，我們活著的時代已有巨大的進步，儘管還在進步的過程中。

　　如果接受“再次資本主義化”這一說法，那麼我們所經歷的就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說是“原始”，是指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說是“原始”，同時意味著，規則、方式和結果等方方面面的原始，說白了就是叢林規則，弱肉強食，社會鴻溝。更進一步，我認為不僅僅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而且是更廣泛意義上的私人財富的原始積累過程。私人財富的原始積累，比私人資本的原始積累更加不擇手段，更不公平，更加血腥，這是因為，資本還有資本的一些規則和屬性，而財富就是錢，除了錢，沒有其他的邊界和底線。

　　在這個過程中，逐利和佔有的原始衝動與理性、公平、正義交織在一起。“貓論”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打開了人的經濟本性的“潘多拉”，這是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源和原始動力。我們要為此慶幸，這是中華民族的盛事，這是主流，值得大書特書。但是，硬幣的另一面是我們今天遇到的窘境，似乎預示著原始積累已經碰到了社會承受的極限：一方面表現為原始積累的方式對於道德、理性、良知和法律的衝擊，另一方面表現為原始積累的後果導致社會的嚴重失衡乃至撕裂。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今天中國的大部分私人巨富也不可能全部都是乾淨的。如果我們承認這是一個原始積累的過程，就相當於承認了我們的理性本來不願意承認的許多東西。它們有其自身的必然性，歷史無法跳過。就個人而言，身處一個原始的過程，誰都難免帶有“原始”的印記。然而，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熏陶，又使得個人和社會陷入了因為“原始”而導致的迷失、矛盾、痛苦和分裂。

　　有權者是最大受益者

　　這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社會歷史過程的設計者、推動者、主導者和控制者，我把他們簡單化地稱作“有權者”。有權者肯定是這個歷史過程的積極參與者，同時也是這個歷史過程失敗時候的最大損失者或者成功時候的最大受益者。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初期，“摸著石頭過河”，形勢不明朗、風險很大，最積極的參與者是社會的邊緣分子。當摸到了安全並且可以帶來巨大利益的石頭之後，改革的風險和收益逐步明朗，政府官員和國有經濟的控制者們逐漸成為了改革過程中的“有權者”，並成為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受益者。

　　一般而論，有權者一定要從這個社會歷史過程中獲得比其他社會群體更多的利益，不論他們所宣示的理想是什麼，有多麼崇高。維穩，在維護老百姓避免動亂災難的同時，維護著有權者的權力地位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巨大利益。

　　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是權力結構與財富結構在總體上的協調，只要這樣的協調沒有達成，那麼這個社會的結構要麼繼續調整，要麼崩潰。不論什麼人執掌權力，對於老百姓來說，能夠讓他們生活得更好的執政者，就是好的執政者。

　　這個過程的歷史成因是，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的權力結構與財富結構，以及這兩個結構之間的關係的調整和演變。這是一個改朝換代的過程，需要一百年。

　　當初，為了奪取政權，以分田地作為利益對價喚起農民打土豪。但是，打下天下以後，打天下的人，從他們個人來說，是沒有財產的。不如呆在家裏的農民，分得了田地;也不如城市裏的居民，至少還有一些私產。這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歷來的規矩。他們掌握著國家機器的日常運行，不能接受打了天下的自己沒有私人財產，而其他人卻有。因此，奪取政權後不可避免的續集，就是剝奪有產者，所以就有了集體化，就有了社會主義改造。從此，中國人不再擁有私人財產，老百姓在全民所有的名義下，一無所有。

　　當政府佔有了全社會的財富之後，相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政府官員們不僅在權力上獲得了壓倒優勢，在財富上也獲得了一定的優勢和優越感。但是，由此帶來的滿足是有限的，短期的。由於沒有私人財產，掌權者還是不能像處理私人財產一樣處理他們控制的政府所控制的財產，弄得不好，會像劉青山、張子善那樣丟了腦袋，所以，當官的也不能滿足。

　　剝奪人的私有財產，違反了人的經濟本性。至少，在今天還是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是經濟的災難。激情可能會創造奇跡，但這樣的奇跡難以持續。中國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起因於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極其糟糕的國民經濟，是因為不合人性的財富結構，以及不協調的權力和財富的關係，改革由此成為必要。

　　尋求權力結構與財富結構的協調

　　由於改革是一個有風險的過程，從機會成本的邏輯可以解釋中國改革依循了“從邊緣到核心”的路徑。權力結構和財富結構的改革，都如此。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先是農村，後是城市。在城市中，先是流通領域，後是生產領域;先是(返城知青等)無業人員、投機倒把分子、勞改犯等邊緣人群以及“官倒”等改革弄潮兒在流通領域開始改革;接下來是虧損的集體企業和國有中小企業，改革的主導人群是這些企業中的管理層;再接下來是一般性的國有中小企業，改革的主導人群是國有企業領導以及一些政府官員;最後才是國有大型企業乃至壟斷央企，改革的主導人群是體制的核心人群，即掌握國家經濟和行政權力的中高層領導，並且，後來的級別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改革中獲得的利益，也是從小到大，再到巨大，從一開始的“萬元”(戶)，中間經歷過千百萬，再到後來的億萬，直至近期暴露出來的百億級別的“巨富”。

　　改革到核心的時候，權力結構中就涉及到最高權力階層，財富結構中就涉及到了事關國家和社會的根本利益。如果核心層面的權力結構與財富結構是協調的，那麼繼續改革就不再必要，更不是迫切的了，否則，核心層面的權力和利益的改革就是難免的。同時，核心權力與核心利益交叉在一起，就很難將公權力排除在利益紛爭之外，公器私用的現象也是難免的。如果在一年多以前，這些都是猜測的話。近來爆出的大小老虎，70多億身價的公安局長，財富無數的將軍，官商勾結的司局長、部長們，再到控制著與黑社會無異的獨立王國的前政法第一人，都證明了這樣的推理是成立的。

　　這是私人財富的原始積累過程。既然是一個原始的過程，就無法避免原始的特徵，以原始的方式攫取的，就有可能甚至應當以原始的方式被剝奪。那些以原始的方式攫取權力和利益的人，從整體上來說，也會以原始的方式維護他們的權力和利益。要是能夠用文明的、法治的方式解決問題，當然最好不過。但是，決不能拘泥於文明和法治，否則，其結果很可能是原始的勝過文明的，野蠻的勝過公正的。面對刀槍殺人的強盜，能拿一紙法律抵擋嗎?只有當掌握著社會主導權的人群意識到，以非法方式積累私人財富獲得的好處少於被其他人(或者社會)非法剝奪而遭受的損失的時候，才有可能推動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制建設，實現依法治國。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法律、道德、文化等等都會顯得蒼白無力。至少在這個過程的前期和中期都會如此。我們只能寄希望於財富積累的中後期，法律、文化和道德等等才會慢慢地取得其應有的位置，並且逐漸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新中國最初三十年的經濟失敗，源於其違反人性的權力結構和財富結構;改革過程中的權力結構與財富結構互動協調的基本邏輯是：誰參與改革，誰先獲得改革帶來的好處;誰在改革過程中的權力越大，誰獲得的利益就越大。中國人的經濟積極性就這樣被調動起來了，一部分中國人就這樣先富起來了，中國的經濟奇跡就這樣產生了。成，成在改革允許私人財富積累;如果有一天要敗，也將敗在私人財富積累的無節制的“原始”膨脹上。

　　逐步調整權力結構和財富結構，努力探索並實現二者之間的協調，才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順應人類文明的權力結構是受民主約束的，符合歷史潮流的財富結構是為民生普惠的。實現這樣的權力結構和財富結構，才是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這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糕的時代。這是寄望重生的浴火歲月。

　　(本期作者林義相，198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巴黎第十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天相投顧董事長、註冊國際投資分析師協會(ACIIA)主席，北京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