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朱毛齋
導語：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科技創新，必定是日積月累的結果，都不是可預期的。當苦心栽培出來的人才早已磨平棱角，甚至失去創新能力時，試問還怎么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認為，要想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必須先從教育體制改革、創新價值觀念轉變入手，從科研體制改革入手，方能取得預定成效。
創新并非能依靠戰略規劃、指導意見、資源投入就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從價值觀的形成、創新觀念的培育、教育科技制度改革入手。如果僅靠經濟或技術層面的支持是無法真正搭建起中國創新驅動體系。
“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內涵就是要破除一切制約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本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徐憲平在北大光華MBA行業課程周開幕式上表示，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就是要把科技創新擺在最核心的位置，全面推進科技、制度、組織和商業模式創新。
實施創新驅動面臨六大問題
“雖然中國高鐵、核電等重要領域已經擠進世界先進行列，但某些領域仍處于從跟跑者、并行者向領跑者轉變的階段。目前，全球公認的20個創新型國家名單中沒有中國。”徐憲平認為，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仍需面臨六大問題：
一是，要素驅動，路徑依賴。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習慣于加大資源投入，依靠低性能、低成本、低價格競爭來謀求發展。經濟發展快時要上項目，經濟發展慢時也要上項目，這已經形成一個路徑依賴。
二是，科技經濟兩張皮。當前，由政府主導的科研項目向高校和科研機構傾斜，企業在國家創新決策中處于被邊緣化的囧面，這將造成科研與市場需求脫節，與成果轉化脫節。事實上，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率不到10%，部分重點大學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不到5%，而發達國家是40%到50%。此外，企業缺乏創新的動力和活力。
三是，基礎研究薄弱。現在跟蹤研究多，原創成果少，所以缺乏持續積累。
四是，政府和市場的定位不清晰，政府主導不到位。
五是，創新者動力不足。在現行條件下，權力分配機制沒有體現創新者的價值和貢獻，科研人員缺乏面向市場研發獎罰的動力。1980年，美國出臺了《拜杜法案》。法案將聯邦財政支柱形成的科技成果所有權和處置權，大幅度放給研究機構，科技人員的創新活力因此活躍起來。而中國通過實施產權制度、稅收制度、人才制度，創新動力也未得到激發。
六是，自主創新開放水平不高。未來，中國要在更高層次上推進自主創新就須在更高層次上推動開放創新。自主創新不是關起門來搞創新，開放創新也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
科技教育制度應先行改革
易憲容認為，實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應從重大制度改革入手，形成相應的環境、條件與制度。只要有了激勵創新的條件、環境及制度，才能讓每個人的創新火花爆發出來，并由此引發思想創新、觀念創新、技術創新、知識創新、產品創新等創新思潮。
新中國成立至今，國家對自然科學投入巨大。此后，中國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砸下重本，優先發展自然科學。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政府對自然科學的投入只增不減。但國家的這些投入換來的結果又是如何？雖然引進了不少國外的科學與技術，對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功不可沒，但中國所做的大多還是模仿，原創性的成果屈指可數，重大的創新更是鳳毛麟角。中國的經濟規模、實力及人口數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可科技實力、創新能力、科技質量等在世界上的排名均在20名外，與國家的整體實力完全不對稱。造成這種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創新的基礎制度有大毛病。
易憲容強調，別看國內各種層級的評獎一個又一個，科學大獎也蔚為可觀，但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國內不少科學技術成果就是不為世界同行所認可，就是不能出現世界級的創新思想、產品及技術。是中國人不聰明嗎？其實，不少中國人一到國外，個個生龍活虎，重大原創性成果研發者，尤其是華人獲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者不乏其人。所以說，當下中國人創新能力差，根子并不在于其資質、投入等技術性原因，而在于創新的價值觀、教育體制及相關機制的不足。老實說，如果中國依然停留在就創新而創新的水平上，要實施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舉步維艱，進入創新型國家更將遙遙無期。
目前，中國的教育體制還停留在應試教育階段，學生評級標準完全以分數為準，學生培養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就業。在如此短視的教育體制下，學生分數決定了他的未來發展前途，學生的創新能力非但得不到發揮，反而會受到來自各個層面的抑制。既然學生進入大學只是為了就業，那在選擇專業時，就一定會朝眼前掙錢多的領域鉆，一定會把專業及課程學習當作一種工具而不是目的。這種導向不僅造成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更使得學生全然喪失創新觀念。
事實證明，當前的這套科研管理體制根本無法讓每個研究人員靜下心來做基礎性研究，探索新的領域，而是在官本位下，整日忙著爭奪資源與經費。此外，中國的研究著重強調成果轉化及技術轉讓，總認為這樣才能讓新技術研究轉化為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卻不想想，假如大學及相關機構基礎研究能力差，本來就沒有可轉化的東西，這種成果的轉化從何而來？創新又從何而來？”
破除制約創新的障礙和制度
“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內涵就是要破除一切制約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徐憲平強調，要從四個方面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一要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二要大力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企業是基礎創新的主體力量。三要最大限度發揮科技人才的創造力。四要更好的發揮政府的推動作用。
為此，徐憲平提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六項措施：一是要從消除制度障礙入手，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打破制約創新行業壟斷和市場封鎖，改進新技術、新產品、新商業模式準入管理，健全基礎政策和管理制度，形成要素價格倒逼創新機制。二是建立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體制。三是強化金融創新功能，放寬創業投資優惠政策的適用范圍，開展知識產權證券業務的具體政策。四是完善成果轉化，激勵政策讓科研人員取得更多股權期權等合法收益，向創新者讓利。五是構建更加開放的科研體系。六是創新人才機制，推動形成深度融合的開放創新局面，加強創新政策統籌協調。
“堅持全面創新，就是要系統部署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改革措施，特別是注重形成經濟體制、科技體制、人才體制、對外開放體制系統改革的合力，避免改革碎片化；強化市場導向，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把改革重點放在創造一個能夠從根本上激發全社會創新動力的體制環境上；突出人才為先，充分利用利益分配杠桿激發每一位創新者的內在動力，將利益分配機制建立起來，讓科技人員‘名利雙收’；聚焦瓶頸制約，著力化解長期制約創新發展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形成各類金融工具協同支持創新發展的良性互動局面。”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侃侃而談。
當前中國正處于第一階段基本走完、第二階段即將開始的時期，等完成第一階段的城市化后，人均GDP完全可以達到一萬美元。那么，第二階段的自主創新和產業自立，應該從哪入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世界經濟項目主管高連奎建議，應將“精密制造”上升為國家戰略。因為，精密制造業提供的都是制造業的關鍵零部件，處于產業鏈的最頂端，是利潤最豐厚的部分。以空客、波音為代表的飛機，以蘋果、三星、華為為代表的手機，以通用、大眾為代表的汽車等，都需要大量的精密制造類產品。從規模上來看，精密制造業可以覆蓋整個制造業的大約三分之一。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企業家厭惡政府的審批，而對政府的服務則是翹首以盼。”高連奎坦言，企業更需要政府在扶持新興產業、完善基礎設施、建立技術工人基礎培訓制度等方面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