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家遷址的動機，評論家們已經給出種種解說。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江雨 為《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中認為，從政治事理的角度去分析，很難理解李嘉誠為何要在這種時候高調將旗艦企業遷出香港。這個行為也許短期在經濟上有意義，比如理順股價估值等等(其實這個通過在香港注冊新公司來充足也完全可行)，但如果長期看在政治上是逆流而上，那么其前景頗有莫測之處，還需走著瞧。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公司改變注冊地的事情屢見不鮮，大概沒有一個比香港富豪李嘉誠將自己旗下兩大公司長江和記實業(下稱長和)和長江實業地產(下稱長地)的注冊地從香港改為一般人在世界地圖上找不到的開曼群島這么引人注目和招來重重非議的，堪比(甚至要超過)前一陣蘋果公司因為將大部分利潤放在愛爾蘭避稅受到美國國會調查而引發美國民間對蘋果的沸騰物議。
依照“老超人”自己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說法，這次遷址只是正常的商業行為，為了“方便做生意”。當然，要公開講出來的，怎么可能不是正常商業行為呢?但是，結合這次行動的政治經濟大背景和李家的種種表現來看，大概又不能輕易認為這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關於李家遷址的動機，評論家們已經給出種種解說。經濟角度講的說法包括李嘉誠這位當代華人資本運作第一高手預見到中國大陸的經濟危機，靈敏地嗅到人民幣資產將貶值，或者在同理基礎上看淡內地樓市。比較接近政治八卦的說法是李嘉誠自己一本子長袖善舞，在大陸結下了深厚的政商關系，但擔心身後兩個兒子不能很好地繼承和繼續發展這些關系，遂一走了之，另尋善地。
平心而論，這些說法也許都有根據都有道理，但說實話，李嘉誠為此驚天之舉，自己心裏到底怎么想，別人其實無從知道。他到底是深謀遠慮，還是老來失策，解讀者熙熙攘攘，但卻無法從這個大活人的言行上看出可信的解釋。筆者也無意對李超人的動機妄加揣測，在信息不充足的情況下這大概也是個不可能的任務。但就種種跡象來判斷，李嘉誠確實是在撤離陸港。其操作手法總體看來，也頗有“倉皇辭廟”的感覺，不無詭異之處。
首先，對長實與和黃遷往外國這件事，不能等同一般企業的海外注冊。盡管香港很多人，尤其是中下層人民，近年來變得越發不喜歡李嘉誠，李本人和他的這兩家企業仍然是“香港夢”的最佳象征。李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世界頂級大富豪，這兩家企業也是香港注冊香港成長起來並走向全世界成為世界級的跨國公司。李嘉誠和他的這兩家企業，一路講述了一個白手起家而雄霸天下的勵志故事，代表自由資本主義體制下香港人可能的成長空間。如此的象征，竟然一夜之間棄香港而去，難免天下震動。而以李嘉誠幾十年來被無數大風大浪已經證明的過人判斷力，在遷冊之前，不可能不意識到此舉引發的反響，但他仍然執意為之，說明必有某種迫切的需要，使他寧可背上“我負香港人”的道德包袱。
更有甚者，這次遷址開曼群島，也是一個李超人食言自肥的故事。關於李嘉誠撤資陸港的傳說由來有年，為此李自2012年起就屢次“辟謠”，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長實與和黃絕對不會改變注冊地，“相信多年以後都會屹立在香港”。2013年底李嘉誠接受內地《南方周末》等報紙采訪，還信誓旦旦反複說“絕不遷冊”，聲言“撤資”是個笑話。話音落未經年，就雷厲風行辦好了一切手續，將萬億元的商業帝國乾坤大挪移到了海外小島。這種嚴重失信的行為發生在李嘉誠身上，幾乎是另一個負面的奇跡。須知李嘉誠素來以誠信經商聞名，網上隨便搜搜都能找出一大堆他如何以高明誠信的為人處世之道取信商業夥伴的故事，不管是真的還是變得，這些故事足以體現李在商業世界的絕佳口碑。從這個角度講，遷冊這件事，李嘉誠在短短幾個月之內食言自肥，自毀信譽，頗展現出一點詭異。
李嘉誠遷冊的難以理解之處還在於，從政商關系角度，這是一個得罪各方之舉。香港方經曆“占中”風波，關於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爭執，不僅塵埃未定，甚至可以說仍然是波濤洶湧。此時此刻，無論是北京、港府還是泛民派(即民主派)，都期待李的某種支持。從北京和梁振英領導的港府角度，一是期待李發聲反對“占中”，二是希望他協助保持香港穩定，以展現“一國兩制”的成功。從泛民派角度，也是會希望李留在香港，以展示就算他們以激烈手段爭取普選，香港依然能夠保持繁榮不亂。李此時高調撤出，展現的姿態是誰也不支持，也就是說對誰都不滿意，一舉得罪各方，這也不符合李在這方面一貫長袖善舞八面玲瓏的風格。
要說李嘉誠經商不在乎政治支持，只是憑著巨大的財力我行我素，這全然不符合事實。李嘉誠固然是商業天才，他在香港發家的曆史也留下了若幹傳奇性的經營手段，但他在大陸的成功，尤其是在地產業謀取的巨大資產和利潤，背後有著明顯的權力影子。別的不說，建設北京的東方廣場，拆遷了長安街十幾個部委和無數有權官僚，沒有通天的政治關系如何能做到?李的公司在大陸長期囤地而不開發，幾乎不攤成本而坐享地價上漲之利，若幹地方政府對其無可奈何，這絕不是“商業天才”所能解釋的。如今李嘉誠逐步淡出陸港，筆者認為這可能的原因是，他或者自認為已經強大到不需在乎原來的政商背景，或者和背後的勢力達成默契，或者已經覺得大勢已去，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支持。
綜上所述，從政治事理的角度去分析，很難理解李嘉誠為何要在這種時候高調將旗艦企業遷出香港。這個行為也許短期在經濟上有意義，比如理順股價估值等等(其實這個通過在香港注冊新公司來充足也完全可行)，但如果長期看在政治上是逆流而上，那么其前景頗有莫測之處，還需走著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