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一位參觀者觀看抗戰老兵的手印墻。

　　離“公祭日”的日子越近，來到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參觀的人越多。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坐落在安德門大街48號，這里是南京市南部郊區，博物館在一座民居的頂部，不仔細看很容易錯過。館長吳先斌每天早上8時30分準時坐在辦公臺前，只要看到有人在館內駐足時間超過20分鐘，他就會上前攀談，他認為這會是真正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人。

　　從2006年開始，南京人吳先斌陸續投入3000多萬元，建成一座藏品超過3700件的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8年之間，他前往全國各地搜羅抗戰遺物、走訪500多名抗戰老兵和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憑借自己的力量，吳先斌扛起了保留民間抗戰記憶的重擔。“這8年，就跟打了8年抗戰一樣。”吳先斌如此形容說。

　　12月7日，在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吳先斌接受了南方日報記者專訪。

　　撰文 南方日報特派南京記者 陳晨 胥柏波 攝影 南方日報特派南京記者 郭智軍

　　“我是個南京人，怎么走都繞不過去”

　　2004年，事業小有成就的吳先斌，開始喜歡到南京朝天宮古玩市場逛，最初也就是買些小古董。

　　年底的一天，吳先斌偶然看到了一本南京大屠殺期間的畫冊，畫冊已經發黃破損。他翻開畫冊，一下子就像被一股寒氣襲身，“渾身都在發抖”。畫冊中的一頁是一張中央大學禮堂的照片，校園里全是荷槍實彈、殺氣騰騰的日軍，沒有一個學生。呆了許久，他花了1萬元買下了畫冊。

　　也就從那本畫冊開始，他走上了搜尋南京大屠殺以及抗戰史料的路。“感覺心里的那顆種子終于遇到了陽光，止不住地想向外生長”，吳先斌如此形容那本畫冊給他帶來的變化。

　　他所說的那顆種子，是在1983年的冬天種下的。那時,他才20來歲,在南京大學電教室工作。

　　那是一次加班工作中，吳先斌工作室的老主任陪著一位非常清瘦的老師走了教室。吳先斌將這位老師帶來的磁盤放進播放機,屏幕上出現的畫面既無字幕,也沒聲音,整個影片沒有一句描述,只有一段段剪輯而成的畫面，但使他第一次有背脊發涼的感覺，“畫面中的人們正在遭受屠殺,表情非常痛苦”。

　　后來，吳先斌知道，這位老師名叫高興祖，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也是中國研究南京大屠殺的第一人。他從美國帶回來的這段14分鐘短片，是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拍攝的。他曾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設立難民傷兵醫院，參與救援了20多萬面臨被屠殺的中國人。

　　吳先斌說，就是那時候他的心中播撒下了研究南京大屠殺的“種子”。

　　不過，雖然是兩次偶然的經歷讓吳先斌走上了開辦博物館的路，“但是我把這些偶然看作必然，因為我是個南京人，怎么走都繞不過去”。

　　從那本畫冊開始，吳先斌每個周末都去各地尋找和抗戰相關的物件，“我常常形容自己是收垃圾的，10年來，收購站、文物市場、垃圾場、垃圾交換站都是我最常去的地方，現在南京有什么資料我第一個知道”。

　　2006年，吳先斌的收藏品已有100多件，他的“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最開始很小，但來的人還是絡繹不絕”。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對外開放，入選了“南京市建國六十周年大事記”。“企業家吳先斌開辦民間抗戰博物館有什么社會意義”也曾成為江寧區學生初中試卷的一道試題。

　　有了博物館，吳先斌也逐漸為人熟知，他收集藏品的速度成倍增加。到現在，他收藏的與抗戰相關的書籍有40000多冊，物件藏品超過3700件，其中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有300多件。

　　除了抗戰史料，吳先斌還拜訪了500多位抗戰老兵，走訪了100多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為他們留下了影像和口述材料，展出在博物館里。

　　8年來，博物館已經從最開始的一間小屋，發展到現在的500多平方米的大館，參觀者超過16萬人次，其中不乏日本、德國等國外慕名而來的民間團體和學者。

　　開博物館，最關鍵的就是資金。吳先斌在這8年里一共投入了3000多萬，博物館一年的運營費用就要200萬，每天空調費都要800多元，這些全部來自吳先斌開辦的裝飾工廠盈利。

　　“這8年，就跟打了8年抗戰一樣。”吳先斌如此形容說，“一方面是博物館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我得去做好我的生意，另一方面則是博物館繁瑣的各種事務，忙得厲害”。

　　為到日本參展花了一個星期挑選藏品

　　每天早上8時30分，吳先斌準時坐在堆滿了書和收藏品的辦公室——他把每天絕大部分的精力和時間留給了博物館，僅在下午抽空處理生意。每到周末，他會游蕩在南京城里的多個古玩店和廢舊站之間，尋找和抗戰相關的物品。

　　博物館有很多事情等著他處理，整理藏品、布置擺放等——由于藏品太多、場地太小，他常常需要為決定展出哪件藏品而猶豫不決。

　　今年8月，吳先斌收到日中友好協會愛知縣聯合會發來的邀請，帶著28幅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照片來到日本名古屋市，參加日方舉辦的“為了和平揭露戰爭”巡回展覽。為了挑出最有說服力的展品，他在博物館的3700件展品中整整挑選了一個星期。

　　這是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藏的史料首次在日本展出，展覽在名古屋市公會堂4樓一個1000多平方米的會堂內，精心選出的這些反映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展出在其中一個獨立展廳內。

　　吳先斌認為，這28張照片“每張都是由日本人自己拍攝的，每張照片都有出處，經得起任何考驗，將讓日本右翼‘無話可說’”。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精心準備的展覽卻沒有取得設想中的效果，“每天來參觀的也就幾百人，而且是以中老年人為主，年輕人較少。”這讓吳先斌頗為遺憾，“我們的準備非常扎實，但大部分日本老百姓卻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很茫然，年輕人都不愿了解這段歷史。”

　　吳先斌此次到名古屋參展完全自費，一共花費5萬余元。雖然抱憾而歸，卻激發起他的“斗志”——“南京大屠殺是客觀存在的，在全世界有幾千萬份證據可以證明，這些證據分散在世界各地。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在日本被抹殺、被遺忘的現實提醒我們，前面的路還很長，明年還要再來日本參加展覽。”

　　吳先斌說，“日本右翼混淆視聽，一直在否認南京大屠殺，用南京話來說就是‘搗蛋鬼’。如果日本的年輕人不能充分認識這段歷史，中日友好的基礎將受到嚴重的破壞”。

　　“正視歷史”是吳先斌一直提倡的歷史觀，“要消除兩國的分歧只能靠多走動，尤其是民間的交流。”這也是吳先斌辦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的初衷，讓中國的年輕人也充分認識這段歷史。

　　保存一份關于戰爭和災難的民間記憶

　　辦了博物館之后，吳先斌常去高校參加抗戰史研討會。

　　讓他感嘆的是，經常聽到某個來自國外的“專家”講得頭頭是道，一問他的職業，有的是記者有的是律師。“最讓我意外的是，有次聽一個日本人演講，他對南京1644部隊非常熟悉，講完以后他告訴我他是一個公司保安”。

　　“如果僅僅是專家學者來研究這段歷史的話，他提供給社會的只是一個‘思考的歷史’，而當各種階層的人都來參與的話，他給社會留下的將是‘歷史的思考’，恰恰這種‘歷史的思考’對社會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吳先斌建立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目的也是給“歷史的思考”提供一個切入點。博物館的藏品幾乎都是吳先斌親自淘來的，每一個展品背后都有一個故事。

　　讓吳先斌欣慰的是，一個叫張德賢的農民工來博物館看了1年之后，回到家鄉也開始了這方面的調查。

　　博物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吳先斌肩上的擔子也越來越重。剛開始時博物館只有吳先斌一個人，現在加上他一共有7名員工。“有人管網站、管微信、管展覽，有人負責搜尋藏品，還有人在做抗戰老兵的采訪。”

　　8年多來他們已經做了500多位老兵的口述記錄，也看著老兵一個個地離世。

　　吳先斌認為一切的花費和辛苦都是值得的，“在南京城像我這樣的小企業家成千上萬，多我一個少我一個無所謂，但不能少了一個在民間捍衛歷史的人。”他認為，“這就是我的興趣愛好，我覺得比打高爾夫、買跑車有意義。”

　　“3000多萬的投入在日本人看來是很可怕的，他們覺得自己掏錢干，不代表國家只代表個人更有說服力。”吳先斌說。這是這家博物館的價值所在。經過長達8年的收集和整理，吳先斌保存了一份關于戰爭和災難的民間記憶，他為抗戰這個命題注入了更為生動和鮮活的血肉。

　　現在每年來到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的觀眾有2萬多人次，還有近百名歷史愛好者和學者前來查資料，這讓吳先斌感覺收獲滿滿：

　　“我通過這個平臺認識了很多熱愛歷史的人，不論貧窮與富貴，找到有共同語言的人總是一件幸事。越來越多的人會來使用這個博物館做研究，博物館的成果能被社會利用。”

　　幸存者口述

　　幸存者潘巧英目擊日軍在孟家場大屠殺：

　　眼看親人被刺死

　　躲芝麻桿后僥幸存活

　　1937年12月9日，南京江寧區黃粟墅村的潘巧英隨著家人逃難至隔壁的孟家場村，當時才7歲的她目睹了日軍在孟家場的大肆屠殺，而她的3個親人也在屠殺中遇難：

　　9日上午9時左右，我和父母等10多個人從黃粟墅稀里糊涂地逃到孟家場，人群里有男有女、有小孩，還趕著一頭豬，大家沿著一條小路一腳深一腳淺地走。

　　等到了孟家場的老洪四家時，他家的人都跑光了，屋里空空蕩蕩的，我們就進屋落腳，我父親潘榮富開始張羅午飯，還把豬殺了。那頓飯吃得很飽，吃了不少肉，吃完飯我就和3歲的妹妹潘玲英在院子里玩耍。

　　下午3時左右，5名日軍進到了孟家場，我爺爺正在上廁所，被一個日本軍人一刀刺死。我在屋外看到了，馬上就跑回屋子，邊跑邊喊，10多個人搶著上樓，母親一手抱妹妹一手拉我，因為人多，我一個人被擠了下來，然后躲在了樓下的灶膛邊，有一個孟家場的老奶奶挨了幾刀，身上還留著血，也躲在那。

　　我父親被嚇壞了，想逃跑，從閣樓上跳了下來，日軍發現他后，沖過去，一刀從腋下穿過，立即就死了。表哥吉冬聯在外面玩了一會兒，剛回到屋，就在大門口被一刀刺死了。

　　過了會兒，日軍又拖著跟我們一起逃難的張長貴的母親，從屋里向外拖，她死活不肯出門，哭喊：“我是老百姓啊。”那個滿臉胡子的日軍跑到外面，拿了把刺刀回來，對準她連刺兩刀，一下就刺死了。當時我離她就10步遠，看得清清楚楚，還好有兩捆芝麻桿擋著，沒有被發現，當時也不敢哭，一哭就沒命了。

　　等日軍走后很久，我們才出來，那個奶奶雖然躲了過去，但是因為流血過多，不久還是死了。

　　后來聽孟家場的人說，當天上午日軍已經來過一次，殺了很多人，村里的房子大部分都被燒毀了。解放后有過一次統計，孟家場一共有73人被日軍殺死。

　　動態

　　在“世界人權日”當天，為聲討日本罪行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遺屬向聯合國發公開信

　　據新華社電 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遺屬致聯合國人權機構公開信”在南京向社會公布。據悉，近700字篇幅的公開信由3361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遺屬和幸存者聯合起草，以中國人權研究會、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遺屬名義分別寄至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波德萊爾·恩冬·艾拉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扎伊德·拉阿德·侯賽因。

　　“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也是77年前中國守軍打響南京保衛戰腹廊戰斗的日子。”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在公開信發布會上稱，在這樣一個特殊日子里舉行公開信發布，就是希望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期待聯合國人權機構，站在維護人權、公平和正義的立場上，促使日本政府對侵略和加害的歷史進行深刻反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和平來之不易，我們都想過安穩、太平的好日子。”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余昌祥在發布會上激動地說，寄出這封公開信是想讓全世界銘記歷史，以權威組織聯合國的影響力，站在維護人權、公平和正義的立場上，敦促日本政府反省，讓他們認清對南京人民造成的傷害。

　　記者看到，遺屬們在公開信上如是呼吁：我們熱愛和平，因為我們知道戰爭意味著流血和破壞。我們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只有中日雙方共同站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中日兩國人民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解。

　　朱成山說，以公開的方式表達正當愿望和訴求，國際社會早有先例，如韓國曾積極收集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日軍強征慰安婦的史料和名錄。今年3月25日，韓國外長更是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25次會議上，強烈譴責日軍強征慰安婦的反人權問題。

　　記者了解到，公開信已于今年11月28日分別通過郵局投遞以及網絡郵箱寄出，共有中、英、日、法、德、西、俄等7種語言版本。截至目前，紀念館方面尚未收到聯合國方面有關回應、答復。

　　檔案

　　國家檔案局發布《南京大屠殺檔案選萃》第四集

　　《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報刊對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報道》

　　國家檔案局10日在其官方網站發布七集網絡視頻《南京大屠殺檔案選萃》的第四集《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報刊對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報道》。

　　《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報刊對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報道》展示了收藏在中央檔案館的《新中華報》、《群眾》周刊、《救國時報》、《新華日報》對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報道，以及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印的《日本在淪陷區》一書等。

　　《新中華報》等由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報刊通過《尸山血海的南京——敵在南京之空前暴行》《人類共棄的敵軍暴行》《日寇在南京的獸行》《日寇的殘殺奸淫，絕滅人性！》《恐怖的南京城大火卅九日未熄》《南京紫金山下殺人競賽 寇軍暴行慘絕人寰》等報道，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進行了揭露。《日本在淪陷區》是一本較全面匯編日本在中國淪陷區的戰爭暴行與侵略材料的書籍，資料主要來源于當時的中外報刊、書籍、報告等，共三編，其中第三編收錄了日軍的暴行資料。據新華社電